同期因公牺牲总人数的比例逐年上升。近半数积劳成疾的比例，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外表坚强的警察群体，正在成为另类的弱势群体，公安队伍的健康状况已影响到执法的效率。
(三)警察素质低及其不规范的执法行为，成为民众诟病的重要原因。我国的警察道德建设中缺乏平等协商精神，“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是这种态度的真实写照。不可否认，一部分民警思想观念上还带有浓重的封建专制色彩，未能消除长期形成的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专制思想，沉溺于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传统关系格局，心理上一直有治人者的强烈欲望。部分民警特权思想严重，在实行管理时总是以管人者自居，对待群众，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毫无感情，服务意识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耍特权，抖威风，受利益驱动执法犯法；部分民警以权谋私，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执法随意性大，伤害了警民关系。在日常执法活动中，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是我们的法治理念陈旧，没有坚持和把握正确的执法理念，没有把公民的基本权利放在首位。据公安大学一项社会调查，群众对警察最不满意的首项因素是态度不好，耍横。百姓根本的需求是要求我们提供安全感，主要不满意的还是执法水平和态度。5月8日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大接访”活动显示，很多接访案件都因民警的态度而起，粗暴 执法的背后源于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源于一些警察的道德意识中对公民人格权的蔑视。在一些纠纷和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许多警民之间的冲突，都是因警察的不文明语言而起，警察不是缺乏教育而是缺乏对公民人格权的尊重，缺乏良好的语言、行为等习惯养成。
(四)公安机关内部的管理导向偏颇，带来执法行为上和效率上的偏差。目前一些地方公安机关的绩效管理模式有越来越企业化的趋势，警务管理尽量往抽象的数字上靠，原因是能够为管理带来方便。这种警务管理的企业化趋向，带来不少弊端，将警务活动所具有的伦理内涵丢失了。治安问题具有诸多不可控因素，下达罚没款和办案、打击指标，以及不合理的治安工作考核指标化模式，催生了不少工作隐患。试想，当警察执法不是为公正，而是为利益或为指标时，它的社会效果会好吗?人民群众会满意吗?那些不可计算，难以衡量的人类情感领域的社会价值需求，就可能被边缘化。比如处理平息纠纷，防止民事转刑事案件发生，接受群众求助，接待群众来访等等，由于这些工作不便纳入绩效考评，因此就忽略不记，严重影响了民警作为的积极性。另外，公安机关疲于应付社会面上 的打击，疏于基础工作的防范和管理，疏于为民服务的质量提高，长期的导向偏颇，无疑会导致警民关系的疏远。
(五)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亚文化基因根深蒂固，对公正执法带来影响。随着国家民主法治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维权意识逐步增强，要求公安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认为，警察自身权益缺失加重了执法的趋利行为，民众对警察的积怨与警察权益缺失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传统亚文化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熟人社会”所带来的“人情社会”，警察身处“人情社会”，公正执法常常遭遇“人情关”的难题。尤其在一些地域环境相对闭塞的县(市)级公安机关，大凡民警办理大大小小的治安、刑事案件，常遭遇熟人说情“了难”。说情风的背后是中国传统亚文化的影响。在有的人情案、关系案中，违法办案的压力有的来自领导、上级甚至来自能制约公安机关的有关部门、上级领导。办案民警无法违背这些“没有证据”的强力意志，正常的执法常常被干扰。如果这类问题形成常态，那么民警良性的价值观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扭曲。
二、警民关系冲突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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