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警察与民众之间似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群体隔离、对立的倾向。在社会转型的旋涡中，警察承载了很多重任，也面临着超强付出所带来的自身危机，转型社会的阵痛同样与警察如影相随。寻求警民和解之道，须重建新型和谐的警民关系。当警民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之时，正是新型警民关系重构之机。
一、警民关系演变的背景说明
改革开放所走过的近三十年历程，使警察与民众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警察所面对的问题只能用“空前”来形容。在超高负荷的压力下，过去以重打击、轻保护，重管理、轻服务为主导的警务方针，无疑弱化了中国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长期以来，由于公安机关内部经费匮乏、管理机制滞后等原因所导致的大量功利性执法，使我们丢失了许多优良传统，与警察打交道的不良经验，渐渐磨蚀了公众对警察的公信力。
(一)公安经费匮乏，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执法的根本目的。社会转型期，犯罪率增长，警务量也超常增加，中国警察走过了经费十分匮乏的时期，且至今在许多地方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多年来，公安机关经费短缺，“以罚养警”成为工作经费的主要供给渠道，许多地方公安机关不同程度存在利益驱动下的乱罚款，乱收费行为和为钱办案、办金钱案现象，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形象和声誉。比如群众一度反映强烈的收取破案费问题。破了案要返还赃物，群众高高兴兴去领被盗物品，却被告知要由一定数额的被盗物品折价鉴定费。因为赃物要交物价部门出具价格鉴定，才能作为定罪依据，但公安机关经费紧张，财政没有拨付这笔开支，只好“羊毛出在羊身上”(已取消)；警察办案要求被盗人或被诈骗人支付差旅费等等。警察的尴尬和民众的不理解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警民关系。曾经一度，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以收缴罚款多少论英雄，警察个人的收入也与此挂钩。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以后，各级地方政府力促公安经费改善，警务保障有了明显增强，但警务保障的进步远远跟不上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以罚养警”的供给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极其深远，在一些民警当中已形成惯性行为。少数民警在办案中“雁过拔毛”，把手中的权力作为敛财的工具，有利则上，无利则放，警察提供的公共服务演变成了有偿服务。这种异化的执法方式，既伤害了民众感情，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也危害了警察的自身形象。
(二)警察职能泛化，公安工作处于非警务活动的高位期，“疲惫之师”不堪重负。由于警察具有全天候随叫随到的性质，并且是最容易见到的政府部门的代表，是人们遇到困难时“最后的求助机构”，因此服务公众的职责便落在警察身上。政府等职能部门常常会出于“维护稳定”的考虑，要求警察参与任何一项“经济促进计划”，连计划生育、收税等都要警察参与，警察权力在“维护稳定”的要求下被无限放大，或者说是权力“扩张”。表面上，警察权力的扩张遭受众多民众的质疑，其实这里面包含更多的是警察自身诸多的无奈。由于警力不足，对现有警力资源过度使用，使相当一部分民警带病工作。在高风险、高负荷、高压力下，警察的身心不堪重负，威武之师已成疲惫之师。江苏省公安厅向社会报告公安工作时披露，江苏全省公安民警工作时间周平均达70个小时左右，基层一线民警加班更多。在和平年代，警察这支队伍中有许多人走在“过劳死”的边缘，身体就像一只绷紧的琴弦，随时都有可能崩断。据公安部统计，全国公安机关共有398名警察为了公安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因积劳成疾牺牲175人，占牺牲总数的44％；上半年，公安民警因积劳成疾牺牲88人，占牺牲民警总数的45％。近五年来，因积劳成疾牺牲人数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