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典型的“要饭财政”。乡镇一级更是支出大，收入小，入不敷出，运转十分困难。“保工资、保运转”是每个乡镇领导面临的最困难、最为头痛的事情。如何解决这一困难？各乡镇就得使出浑身解数，采取各种超常规措施四处“抓钱”。一是向上级跑。争项目，要资金，拿补贴，到各个部门去“化缘”，到领导那里去诉苦。这几乎占去了乡镇领导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二是向地里找。发展产业，调整结构，什么赚钱种什么，什么能增加财政收入就抓什么，不管市场如何，只顾财政增收。这是许多地方要求农民强行种养的动力所在。三是向农民要。大量的财政缺口无法弥补，就在正常税费之外下达非税收入任务，由乡镇在职人员去创收，并将非税收入任务的完成情况与干部工资相挂钩。以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汉阴县蒲溪镇为例，2003年共下达非税收入69.24万元，占当年财政收入计划任务的65.5。这些任务按站所编制分摊到人头，全镇机关在职干部94人，人均要创收6968.09元。这些收入
从哪里来？说来说去还得农民掏腰包。困惑之五：千头万绪都要“从”？
曾几何时，乡镇干部这个职业是个香悖悖，有地位，有威信，下村入户，很受农民欢迎。现在不同了，许多农民是“有田有地不靠你，有吃有住不求你，有了问题要找你，解决不好就骂你”，基层干部的威信和地位空前的低落，在许多时侯是“猪八戒照境子——里外不是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广大农民的法治意识、自主意识在增强，对乡镇干部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治理体制和工作方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干群关系和为农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改进。
乡镇作为国家的最基层政权，最接近人民群众，最知群众冷暖，理应同广大群众亲如一家，真正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与民办事、为民谋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使乡镇的权力直接人民群众，由人民群众来决定乡镇领导的去留、取舍。事实上，在我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权力形式上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授予，实际上主要上级党和政府组织。既然乡镇政权及其领导人员的权力来原于上级，就势必首先要向授权者的上级负责，在处理对上与对下的关系上，必将有意无意地唯上是听，而不会过多地顾及农民群众的利益，不会因为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而去得罪上级组织。乡镇政权作为国家权力机构最底层的地位，决定了他在国家整个政权体系中永远处于弱势，乡镇领导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就必然要考虑上面的意见，看看上面的脸色，哪路神仙都不敢得罪，哪个部门、哪个领导说的话都得服从。而事实上，一些上级领导和部门把乡镇政府看成是万能的，任何工作都朝乡镇政府的头上落实，都要和乡镇签订协议和责任状，无形中逼着乡镇去干越权、违法的事。许多乡镇领导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任务和千变万化的上级指示，往往感觉身不由已，力不从心，缺乏一级政府应有的独立性和必要的自主能力。
由于乡镇领导的权力上级而不是群众，一些乡镇领导便不安心基层工作，不考虑群众意愿，不为民办实事，而是千方百计向上跑、向上送，走“上层路线”。同时，由于财权、事权、人权都在上面，乡镇为了搞建设、上项目，甚至本属于自身发展的事情，都要向上级实权部门请示汇报，打通关节，以取得他们的首肯与支持。因为许多事情的成功与否，决定权不在乡镇，上级部门把握生杀大权，不去“活动”、不去“争取”，不但会“一事无成”，就连日常工作也无法正常开展。
（二）
乡镇政权是我国国家机器的基础组成部分，如同木之根、水之源，乡镇运转不灵，整个机器不活。乡镇政权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乡镇干部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惑，既有运行体制和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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