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次的衣物大晾晒，我总是从衣橱底层首先翻出那只早已由棕色变成暗赫色的呢绒袜，并细细抚摩之后，将它单独晒在光线最好的地方。
这只呢绒袜我已保存了20多年。还是70年代末，我刚进初中，那时在我边远贫穷的**会东农村老家，一学期两元钱的学费也得靠家里那只黑母鸡下蛋。每当听到院坝墙脚鸡笼里黑母鸡发出的“咯叨”声，我就会从一丈多高的院坎跃下院坝的干粪堆上，从鸡笼里掏出那枚热乎乎的鸡蛋，小心翼翼地捧着藏进装玉米的口袋里，待存满35个，才用布兜装好提去给老师用来抵学费。那时6分钱一个鸡蛋，老师还是求饶似地说：“我吃不起啊，你们叫家长拿到街上去卖啊。”
整个70年代，生产队全劳力一天10分工的价值没有超过一毛钱，寒暑假我都参加各种生产劳动，每天1分工，也就是可以挣一分钱。记得两年的初中（那时学制是小学5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除穿过母亲打的几双草鞋外，一直是赤脚大仙，补巴裤子在臀部磨破了大洞，下课时不敢出教室和同学玩，放学了也磨蹭着走在最后面。
也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1979年底，有老板来老家开采铅矿了，打出一堆跟石头没啥区别的矿石，需要运送到20多里外的公路上装车，出价100斤/一元的运费。全村老少数百人天不亮地不明就全都去背矿石，山陡路险，可人们就象自己挖到金矿似的激动，20多里山路一天背3转，很多人怕别人背完了，点着松树枝夜里也在背。又饿又瘦的我，拼尽全力，3天时间里9趟背了430斤，脊背已被背篼整块的磨去了皮肉。握着结算的4块3毛钱，胸中热血澎湃，那可是我平生第一次挣到的最多的一笔钱！二哥问我要买啥？我幸福得差不多把乡农贸市场全逛了个遍，捏在手心里的钱都被汗水打湿透了，可还是舍不得买，最后在百货公司看上了一双棕色呢绒袜，那温暖的色调，那柔软的质感对我都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标价2块一毛钱，我犹豫半晌，终于买下了它，并象小偷似的匆匆装进贴心的口袋里。怀着激动无比的心情，我三步并两步找到二哥，把剩下的2块二毛钱一把塞在他手里算是交公。二哥问我买了什么我不好意思说，连二哥说带我去吃碗凉粉我也说不饿（其实肚子早饿得咕咕直叫了，都是买了新袜给兴奋得忘的）。回家的路上，我无数遍地摸挲着藏在贴胸口袋里的呢绒袜，那种美啊,简直已找不到语言来形容了。
回家后已经好多天了，我还是藏着我的新袜不敢示人，原因很简单——我是第一个没有鞋子穿、打着赤脚却买了一双新袜的人。我也觉得自己的举动实在滑稽可笑，但每次摸摸呢绒袜，就会有一种温暖在心中荡漾。直到有一天晚上，母亲又给我打了一双新草鞋，我打来一盆热水，狠抠脚底的老茧，用煤油灯仔细检查了几遍脚板的卫生情况后，才神秘地拿出我的新袜。一家人瞪大了惊奇的眼睛，看着我穿上那双“昂贵”的呢绒袜，再穿上新草鞋在屋里扭腰摆臀,慢步轻摇，“哇”我感叹:“简直就象坐飞机一样啊！（其实飞机是什么样也还没见到过）”二哥哈哈大笑：“假又假不来，袜子套草鞋（**音：鞋读‘孩’）”，全家人被我的滑稽样儿逗得笑出了眼泪。
没有鞋子，我那“昂贵”的呢绒袜可不能真套草鞋去糟蹋，只能在晚上洗过脚后找出来穿上,欣赏一翻再脱下收好，就这样,那双呢绒袜消磨了全家好多个贫寒却格外温馨的夜晚。
一年后，我考上了高中，要到40多公里外的镇上去上学了，家里四处借钱，凑足了学费，还给我买了一双白网鞋，虽然还穿着打补丁的衣裤，可白网鞋子和那双棕色呢绒袜还是给了我这个贫穷的山里娃不少的自信——现在穿着我心爱的呢绒袜,不再感到害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