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65元；通江县可支配财力2001年为15772万元，2004年上升到43488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央和省上的各种转移支付）。在县乡政府实际掌握的财力的绝对额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产生农村公共品供给越来越困难的问题呢？
况且，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八十年代改革以前我国的财政分配体制也是高度集中的，虽然从统计资料上看，似乎中央的集中程度并不高，但实质性的集中程度恐怕更高，但那时为什么基本上能够提供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五保户等农村公共品（尽管是低水平的），而在政府财力已经大大增加的今天却反而不能保证了呢？农村却反而出现相当部分的“上学难“、“看病难”、“五保难”等问题，甚至出现相当部分的农民因此而陷入贫困“陷阱”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以我们调查的四川安县的教育为例，从统计数据上看，无论是财政教育经费的绝对额，还是财政教育支出占gdp和预算总支出的比重，改革以来均超过改革以前的年份，但改革以前国家的教育经费一直是有保障的。据了解，解放初期，即使财政没有现款，政府也是把粮食拨给学校，以物折款。当时基本没有拖欠过教师的工资，公用经费也有保障，学费也是很低的，并且有助学金，据一位老教师回忆，在60年代初，初中的助学金最高为四元，而当时的学费约两元左右。可以说在当时条件下，一个农村学生，只要愿意上学，是完全可以完成学业的。但在改革后的今天，安县同样出现教育经费不足，教育收费过高，农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为什么？
这里面恐怕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近年来在“教育产业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教育成本、费用的飞涨大大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使政府财政和农民在现有的财力分配格局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难以承担。1991年我国政府财政性教育支出仅为617.83亿元，到2003年就达到3850.62亿元，增长了5.23倍；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由459.7亿元增长到3453.86，增长了6.51倍；同期财政预算支出从3386.6亿元增长到24650亿元，增长6.28倍。由此可见，财政性教育经费，尤其是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长与财政预算支出的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而且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长甚至超过财政预算支出的增长。但是，同期全社会教育经费的支出却由731.5亿元增长到6208.27亿元，增长了7.49倍，既超过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也超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长。这种过高的增长显然来自人民群众过多、过重的负担。
数据表明，目前我国老百姓负担的教育经费占全社会教育经费的比重甚至高达38％和44％（2003年），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刘欣森、彭干梓、戴海：《专家呼吁遏制教育公平性的恶化趋向》，中国青年报，2005年2月2日）。2003年联合国专员托马舍夫斯基在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实际上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它来源填补。比如，课本以前是几毛钱、块把钱一本，现在要三、四元甚至七、八元一本；以前老师的月工资几十元，现在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以前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现在的教学条件相对较好，这些成本的上升都将大大增加财政和农民的支出（这还不算以教谋私、以教发财、以教升官、以教腐败所造成的教育费用增长）。比如据调查，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以后到90年代初的期间，在安县总的来说学杂费不是很高，95年左右的学杂费小学约在100元左右，初中约在250元左右。但到90年代末期的学费一学期小学就要200元左右，初中500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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