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人们都在讲城镇化，这是近年来愈益普遍的一个话题，认为通过城镇化转移农业过剩人口就能够解决农业不规模的问题。但是，这似乎也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且不说现在大中小城市吸纳农民人口的能力已经明显下降，从长期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0%城市化率（这是在决策选择完全正确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决策选择不正确，能不能达到还是个问号），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亿4千万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按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万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19.5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14.5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是一个大问题。”（中经网50人论坛）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甚至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希图用单纯城镇化，造一座座新城来转移农民，结果除了建一座座空城、死城，像拉美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形成大量的农民进城就业无门，四处漂泊，城市周围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和产生社会不安定不和谐，甚至动乱的状况，以及白白浪费大量宝贵资源外，还能有什么呢？
问题之二，近期国家到底能拿出多少钱来扶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解决农民“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行路难，用水难”等诸多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老大难问题？毫无疑问，扶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解决农民“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行路难，用水难”等诸多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老大难问题需要国家财政拿出大量资金和政策来予以支持，这本身也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真正实现公共财政目标所必须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近期国家到底能拿出多少钱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太多，需要国家拿钱来解决的方面也很多，近期突出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三农”问题以外，还有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国企改革问题、地区发展、城乡发展、人与自然生态不协调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台海危机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国家财政拿出大量的真金白银。去年，国家下大决心拿出451亿对农民进行“两减免三补贴”，但具体落实到每个农民头上面，不过区区40多元，而且当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就上涨400多亿，基本上抵消了，农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实惠。去年农民的增收，主要是靠“天帮忙，价格涨，人努力和政府政策的导向”。
由此可见，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扶持农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不光取决于我们的美好愿望，更关键的是取决于国家到底有多大的实力，财政上到底能拿出多少钱来。温铁军等农业专家对此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比如张晓山最近就撰文指出，“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村社区组织通过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及摊派实际上从农民那里每年要收1500亿元～1600亿元。税费改革以来，为了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因减免农业税而各地减少的财政收入，主要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予以补助，2003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305亿元，2004年510亿元，2005年因全国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取消农业税收，中央转移支付将达到664亿元，但乡镇、村两级财政缺口仍较大，乡镇、村两级自身财力匮乏和为本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不足的问题将凸显出来。”（张晓山：《农业税取消后如何深化农村改革》燕南评论2005.3.24.）
问题之三，以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实行“订单农业”，走农业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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