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治安、教育事业、农技推广等,乡镇政府不是人多了或是人少了,问题是干什么的人多了,干什么的人少了;问题是这笔财政支出由谁出?花了钱干什么?学者潘维认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证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要政府办的事情也越多,官员的需求量也就越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工作就越重、越庞杂。香港经济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但早在1990年,香港的500万人口里就已经有20万公务员,每25人养1个,这比例在发达地区中还算低的。美国是每13个“纳税人”养一个政府雇员,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例7%。我国“干部”与总人口之比3%,不到美国的一半,而且“干部”还包括教师、文学家和新闻记者。‘四千万人吃财政饭’有什么可‘骇人听闻’的?拿清朝甚至汉朝的官民比例说事就更荒唐:大清朝不计划生育,不封山育林,不搞环境保护,也不养百万军队,更无需调控规范全国市场。面临帝国主义强权的时候,大清朝丧权辱国”。
乡镇干部实用价值最好。在整个干部队伍中,乡镇干部是最弱的群体,是干部队伍中的“群众”,是各级政权中最民众化的干部;是干部队伍中孺子牛,可以说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如同水和空气一样,存在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他们的价值,只有在失去他们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感受他们的珍贵。乡镇干部是干部队伍中最物美价廉的干部。他们的待遇很低却要干很复杂很艰巨的工作,而从上到下无论是谁都可以对他们指手画脚;上面的各级无论是领导还是办事员、是媒体还是学界,都可以对他们指手划脚。他们为了工作加班加点是常事,节假日不休息是常事,饥一餐饱一餐是常事,一身泥一身汗地风里来雨里去是常事,请问上面哪一级的绝大多数干部能够做到呢?尽管乡镇干部的环境最艰苦,生活最清苦,工作最辛苦,就是平均不到一千元月薪也不能正常发放的情况下,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甚至还要借钱向国家交税,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白条”回家过年。请问上面哪一级的绝大多数干部能够做到呢?
因此,李昌平他们提出的乡镇改革思路是:乡镇改革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乡镇改革的核心是转制——建立“民本位”政府。乡镇改革的根本是要转变体制。他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机构改革搞了好几次了。1998年朱鎔基总理刚改过,现在很多省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这些改革大多都是在精简机构和人员、精简领导干部职数、乡镇的合并、部门和政府内设机构的合并等方面做文章,还有的就是把一些农民需要但政府财政认为是包袱的服务部门推向市场。经过90年代的发展,乡镇的自主权力不是扩大了,而是削弱了。乡镇政府变得只有责任而没有权力;在乡镇代表条条利益的部门的权力扩大了,变得只有权力没有责任。90年代的乡村实际上处于多部门控制为主的无政府状态,80%以上的找农民收费的项目不是乡镇政府所为,是部门所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自身发展的规律是最基层的政府的权力总是被上级政府剥夺,最基层的政府承担的事务总是越来越多而财力越来越少。中国政治体制的活力在于激发基层的活力,当基层没有活力的时候,体制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最高的政府会采取渴泽而鱼的办法逐步向县、市、省剥夺权利。如果顺应体制自身发展的规律,最终的结果是体制基础的坏死,最终导致的是整个体制的灭亡。实践证明,这样的改革,好的作用不大,坏的作用不小。而且,要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乡镇和县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乡镇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了,其实,中国行政体制最要改的是县级。乡改县不改,改也白改;县改了,乡不改也得改。体制转变了,职能就转变了,精简人员和机构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乡镇转变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要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由管民型政府向民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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