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两会”上，“三农”问题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实际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只有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的新一轮改革开放过程中，与其他问题一并得到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伦理、法治、流通、自然科学百科、wto、经济外交和哲学，是当今社会学中最大的一个系统工程。农产品风险最大，农业“靠天”的依存度最大。在西方政治制度中，由“三农”问题牵扯到所有的产业行业，所以不到1%的农民左右了90%以上的利益集团。因而各个阶级的代言人不得不竭力讨好农民以争取大多数选票。这也是国际农产品自由化进程十分缓慢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农”是问题，但决不是包袱。关键在于要以人为本，让农产品、农村服务、农村乡镇企业享有符合国际惯例的平等待遇和平等竞争的机会。
美国学者摩尔早就断言农民问题是影响世界大国现代化转型的最重要因素。英、美、法、意较早解决了这个问题，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德、西、日、俄随后也解决了农民问题，也转入了强国行列。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三农”标准就是：农民的国民化、农村的城市化和农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三农”问题的全球化
入世前，举国护农声浪不绝于耳。有人称中国农产品危机最大。结果，主要保护了国营贸易未来几年对农产品的继续多数专营权(入世议定书2a1等)。至于关税(2008年15.2%左右)、农产品补贴率(最多不超过8.5%)和进口数量承诺(唯一是2200万吨小麦)等承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农产品现在有效关税已降至10%，对农产品补贴至多只能补到3%，且一旦国内缺粮，进口数量限制是没有任何阻碍力的。因此，入世谈判关于农业的谈判最有实质的成果是保护了几年垄断。
笔者向来以为，国内产业凡开放者无一不繁荣，凡保护者无一不落后。这里的开放不仅是对外国产品和资本开放，也指对国内非国有经济的开放。入世后两年的效果是：中国农产品产量年均增长6%，出口年均增长12%，农村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均有大幅增长。保护主义者大多无语，有人坚持说：入世头两年看不出问题。
开放是否就一定有利于中国三农的现代化呢？答案是肯定的，但这里有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它要求要求农民面对一个严酷的全球化事实，加快融入产业化、城市化、知识化的新时代，忍受这一新的农村革命的巨大阵痛。
纵观当今世界，农产品在各国经济总量中平均不到10%，却能持世界经济之牛耳，左右各国之政局。在长达八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欧盟、东南亚诸国和韩国、日本，都因为油菜籽、大米等颗粒小物扰得朝廷、政坛不得安宁。法国和韩国还各换了一届内阁，直到多哈启动的新一轮谈判至今，农产品仍然是最敏感和最不易达成统一意见的一个议题。众所周知：wto迟迟不得成立，上一次多哈谈判迟迟不得落幕，原因就是农产品协议不能签字。
最后达成的wto《农产品协议》与其说是一个条约，不如说是一个公式。它虽然约定把农产品纳入贸易自由化的轨道，但仍保留了诸多的例外和保护箱(绿箱、黄箱)。农产品市场准入、关税减让和对农产品补贴率均有一个时间阶段的水平作为“基期”(baseperiod)标准。各国在农产品市场准入的精打细算，反映了国内农民对政治的否决力量，尽管在欧、美、日，农民不到总就业人口的5%，尽管在全世界(不包括中国)，务农人口不到世界总就业人口的12%。
国民待遇、透明度、补贴是各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三把钥匙，但中国的情况暂时与外国缺乏可比性。第一，各经济强国基本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和务农人口的微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