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来约束社区组织。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资本充足率对金融机构不仅是一个自我约束，同时也反映了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是衡量金融机构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个尺度。按照股份制的要求，资本金一定要充足，一定要到位，要有一定比例的资本金来对抗风险。合作制在其他国家也有成功的例子，因此在农村金融组织形式上也没有人反对农村信用的合作制，但需要强调的是，就近期农信社改革而言，不管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对资本充足、抗风险能力、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是同等要求的。为此，在农村金融组织形式上不能只坚持过去一种模式，而是答应在组织形式上有所探索和创新。在以上熟悉基础上，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就出现两个层次的动作。第一个层次就是农村信用社改革，2003年下半年在八个省已经开始试点，2004年夏天将在全国绝大多数省推广，在这个过程中中心银行扮演的角色，我个人认为可以概括成三句话：“正视并解除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提供连续的正向激励机制，防止走下坡路和防范道德风险”。另一个层次主要是广义的农村金融改革，包括政策性金融的定位、邮政储蓄的改革、发展定单农业、农业保
险、农产品期货等内容，还需要逐步形成政策，分步推进。如前所述，农信社过去形成的不良资产，既有行政干预、行政命令的原因，有乡镇财政缺口向农村信用社透支的原因，也有自身经营和价格机制上的原因。这些贷款非常分散，处于基层，监管部门虽然在基层也有一定的力量，但力量有限。按理说，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应该逼着农村信用社首先把自身经营已形成的风险加以化解，收不回来一定要惩罚，为后面的改革打好道德基础。但实践上并不存在一个很有效的分清历史责任的办法，也不存在一个有效的监督回收损失的操作机构，损失掉的就已经损失掉了，只有依靠国家想办法承担这些历史包袱，把农村信用社放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希望其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并且能逐步成长起来。由于这些不良资产很分散，回收可能性也很小，即使想回收也要靠当地的人员去回收，因此，可以约定谁回收谁受益。正视农信社的历史包袱是在改革转轨期间、在早期政企不分、价格不对的状况下产生的，就要求必须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只有正视和解决历史包袱，才可能创建新起点。
为什么说要正视这个问题呢？因为有些人是在回避这个问题。一些人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近些年的改革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支持农民的小额贷款非常有效，假如中心银行持续给予再贷款，计算下来，经过20年、30年或者50年，农信社有可能逐步消化历史包袱。20-50年时间显然太长。
消化历史包袱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继续发放低价的再贷款，使农村信用社依靠存贷款利差逐步消化历史包袱。另一种是使用中心银行票据，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设计了这个办法，由国家承担农村信用社净值损失的一半，另一半由农信社自己消化；同时农信社不良资产处置回收国家并不拿走，以增强农信社不良资产的消化动力。在中心银行资金支持后，农信社要依靠自身力量增资扩股，通过股份制改造提高资本金，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治理。举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中等偏上的学生是轻易设计激励机制的，破罐破摔的学生是最难设计激励机制的。而我们希望农村金融中的激励机制范围要大一些，能够涵盖从比较差的到比较好的机构，同时正向激励是连续不断的。假如说财务改革是上台阶，则要激励农信社一个接一个地上几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参加改革的省、地、市、县一直到基层农村信用社，假如要选择国家帮助解决历史包袱，首先就必须对改革计划做出承诺，然后才可能获得资金支持和对消化不良资产的鼓励政策。第二个台阶，农信社自己必须努力消化不良资产，同时必须想办法增资扩股，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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