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力量的削弱，表现为国家功能全方位覆盖社会领域，每一个社会成员固定在严格的行政框架内，成为高度政治化的“组织人”、“单位人”。以农村为例，农民职业终身化、农民身份遗传化，农民活动区域绝对固定化，农民从此被完全剥夺了迁徙自由、择业自由、生产自由甚至消费自由。国家从而实现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超强整合。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叠，本应属于社会自理的事务几乎全部被纳入了国家行政的范畴。当时，发展社会形态的民主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进入了快速的社会变革时期，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相交织，国家行政开始逐步退出社会的私域（如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自主经营，文化艺术的创造，公民个人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等）和非官方的公域（如城乡基层社区的公共事务），为发展社会民主提供了现实基础。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发生了的变化，社会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平等意识普遍增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组织形式已经无法发挥作用，功能日趋弱化。为寻找一个符合农村实际、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积极探索，做出了不懈努力。党和国家及时把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形式，用法律固定下来，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了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开启了我国社会民主的序幕，广大农民找到了一条能以公民身份参与社会生活、享有民主权利、表达自己意愿、实现自己主张的实践通道。
（三）、文化基础：“臣民心理”逐步改造，“公民意识”开始树立。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臣民文化”，它包括“许多封建社会规范。皇帝制度下，政治过程局限于官僚士大夫，与普通老百姓无关。所谓的清明政治，也仅仅做到了“为民做主”，还远远没有涉及“还权于民”民主内核。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就是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开始实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承担了改造“臣民心理”、构建“公民文化”的重任。二十年来的民主实践证明，广大农民在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过程中，掌握民主方法，学习民主规范，培养民主习惯，树立民主意识，积淀民主文化。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实施，农民的法治观念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运用手中的权利，寻求适当的途径，积极参与基层社区事务管理，监督村级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而是成为广大农民日常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对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心态由起初的被动征召转向主动参与。他们不但关心身边的基层事务，也为更高层次更广领域上的政治参与做好了心理准备。在基层民主实践的冲击和改造下，平等、公正、包容、诚信、尊重、恪守等民主政治的心理要素开始在广大民众的内心深处沉积，正在逐步内化成国民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与重构决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
从以上对于村民自治和必然性和社会基础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基层民主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如果要真正地实现党对村民自治的有效领导，我们必须克服以往的简单化、一统化思想，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范围内，明确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权力、地位，理顺二者的关系，建立制度化的分权合作机制，实现村两委会权力资源的制度化配置。另外，村党组织还要把自身的工作目标同村民的共同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党组织的工作方式同村民自治制度协调起来。
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起核心领导和支持、动员、监督村民、村民代表、村民委员会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作用，并且在农村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发挥其组织协调职能。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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