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的总使用价值量增大了，因此，科技能够创造更大（“效用”意义的）价值就非常明显，不容否定。可见，这两种经常显得对立的价值论，实际上各有自己的道理与合理性，也各有自己的存在地位，自己的局限性，不可越位与错位。不过，它们之间的一个交叉点则构成了两者矛盾之处，因为：更高的产量是否一定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价值与利润总量呢？要素价值论希望看到更大的产量具有更大的市场价值与利润总量，但劳动价值论却证实，无论产量大小，其市场价值都是不变的，因为它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包括物化的人类劳动形态）不变。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比如他上述的“反比论”就包含着这个意义。
三
尽管经过近60年非凡是近30年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但是，当今中国经济的现状，仍然是粗放性发展模式，这一点几乎是今天所有人的共识。如有资料说，按现行汇率计，中国在2000年1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我国为12.47吨标准煤，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比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分别高2.5倍、4.9倍、8.7倍、0.43倍。2002年1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为11.8吨标准煤，高于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2003年，中国消耗了占全世界总消费量30的煤，却只创造了全球4的g
dp。（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报》2005/11/17）近年来，主要是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迅速发展的强大拉动力量，经济增长模式从向集约型模式的良好发展，突变为重新回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自改革以来，逐步摆脱了苏联式增长模式，尤其在“九五”期间通过大规模结构调整有了明显改观，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同时能耗和污染排放总量下降的趋势。但是进入“十五”，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却在发生逆转，重新转向低质量、低效益、低就业、高能耗和污染高排放的增长模式。1985－1998年，各类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曾大幅度下降，从近20降至4.5；但后来却出现回升趋势，2001年，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上升为6.5，估计2003年再上升为7.5。这样，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又重新进入更多资源消耗、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的“黑色”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同时伴随着资本深化和排斥劳动就业，使广大民众难以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资料来源：胡鞍钢等撰《“十五”计划实施情况评估报告》）
有鉴于此，中国领导人非凡强调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引进先进工艺，大力节约挖潜，优化与改善经济结构。而将这种现实的需要反映到最基础的价值论上面，就是前面所说的“科学发展观价值论”，就是孙冶方的“红线”论。强调价值是“最小耗费获得最大效果”的统一体。按这种价值论，gdp增长率再高，假如它耗费去太多的代价，那么这种增长也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的；相反，尽管gdp增长率较低，但它能够以更小的代价而获得，权衡得失，这种增长也是有价值的。从哲学上论，价值是表征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个理念；价值大，表明人类生存发展的状况好，一个物品有价值，表明它对增进人类生存发展具有意义。而要增进人类生存发展，必然具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具有维持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比如供人生活的各种物质财富；另外一个是能够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获取这些物质条件，否则，物质条件就算存在着，我们也无法获取它们，或者获取它们所需耗费的代价太大，从而失去维持与增进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所以，“价值”这个观念由“人类生存发展”的本义，自然延伸到“最小耗费获得最大效果”的“红线”上。这个“红线”，结合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我们恰当地称之为“科学发展观价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