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２９]这里的“扉”，应指厅堂内室而非后院之门；但这种仪制所强调的，同样是“无外事”，“不出门”、“不逾阈”。看来，对于“妇人启门/阖扉”的塑造，旨在刻画谨守礼制、不逾内外之限的女性形像[３０]。
不过，出土文物中展现的“妇人启门”形像事实上多彩多姿。不仅或开启或关闭，或左扉或右扉并非一致，她们相对于门的运动也是或出、或进、或窥探，而不拘泥于“足不逾户”[３１]。此类创作一方面不离传统规范的框架，反映着“女无外事”的理念；另一方面画面人物又不固守于门内，或多或少反映着丰富多样的实际生活。因此，这类艺术形像，又并非对于儒家礼制的简单图解。
妇人启门形像在艺术世界中的多样化，所表达内容与儒家经典文献的吻合与差异，可以说，是现实社会生活牵动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门户的“内”与“外”之界限难以简单断截，“内”“外”空间历来密切关联而非彼此绝对排斥[３２]。对于传统社会中的女性（非凡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妇女们）来说，家族门户之“外”与“内”虽然界限清楚，却并非不可逾越。这事实上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个人意愿，而取决于家庭生计的需要与社会经济的强制推动作用。
三、略谈避免对于考古资料的“误读”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通过对于不同类型个案的研究，追求非个别的综合性熟悉；对于考古资料的运用，也要充分考虑其所能够提供的“综合信息群”：从器物、图像的个体存在到其群体关系，以及所处位置、四周情境所传达出的信息。
阿斯塔那高昌虎牙将军张师儿夫妻合葬墓（86tam386）的发掘报告中提到二人的安葬方式，说“男尸在里，仰身直肢；女尸在外，屈肢葬，侧身面向男尸”[３３]。葬式背后可能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屈肢葬”显然值得注重。“解读”这一葬式，需要考虑其它相关资料与所处的整体环境。1996年，在考察吐鲁番发掘现场及出土资料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尽管两性随葬物品内容有所区别，但其丰厚程度的差异主要是不同墓主的等级身份、贫富状况带来的；从墓葬的综合情形看，性别歧视似不居支配地位。而从该墓的墓志记载来看，张师儿死时72岁，其妻则死于99岁。这位夫人很可能因年迈佝偻而只得侧身屈肢入葬。
这一事例使我们想到，即便是进行客观说明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描述中或许也会寓含主观判定的倾向性色彩，构成为潜在的解释前提。只有将个别的发掘资料置于其原本所处的情境之中，结合其它资料综合熟悉，才能最大限度避免“误读”的可能。
白沙宋墓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发掘资料，但是，假如不注重到“妇人启门”形像在墓室中所处的位置，不联系流行于时人理念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思考，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会是孤立的“妇人”与“门”之精美外观，而不可能真正了解其实质性的含义[３４]。朱青生在其《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读与成形》一书中，曾经就此有所思考，指出这一形像除去确系“门区日常活动的记录”外，“也许还有更为复杂的内容”。但他继而说“在确认之前，这种女子在门前的活动也无从释疑”[３５]。
对于考古发掘中屡屡见到的“妇人启门”（或者“妇人半掩门”）形象，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综合分析其寓含的可能解释。目前的一些推想，一方面使我们意识到研究者具备社会性别史视角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对于考古资料进行“解读”，不能限止于个别画面的艺术赏析，而需要考虑出土物之位置关系、“图像程序”（pictorialprogram）、享用需求者或设计者的文化背景、思想

传统等诸多因素[３６]，“解读”物品、图像背后的关联。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完整地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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