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不一致。我国的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企业投资，大企业、重化工业投资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对劳动力有排斥效应。本应成为主要就业载体的广大中小企业却由于诸多政策限制而发展缓慢。第四，城镇化发展滞后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也至为关键。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使农村劳动力始终处于钟摆式循环流动状态，按照季节、经济周期甚至政策周期在城乡之间流动，而不是定居下来，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桎梏。户籍制度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以及这些制度改革的滞后是造成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工失业的数量可能继续增长，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可能有三大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能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而且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外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简化分析而设计了一个封闭经济的两部门模型，讨论了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及工资决定问题。在当今时代，封闭经济已极为罕见，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迁移，而只是临时性的转移，因此不宜简单地用短期内局部地区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工资升降情况来判断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其二，为有效地兑现“人口红利”，需要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有研究指出，我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大约在2015年，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长期以来，我国以低素质、低成本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这只是短期优势，而高素质的低成本劳动力才是长期优势。在“人口红利”转折点到来之前，应该抓紧时机更快地提升劳动力素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更好地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其三，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推进统筹发展，逐步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二是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三是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这里最重要的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剥离制约城乡融合的二元体制机制矛盾。
三、以政府行为调整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收
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发展中原有的深层次矛盾，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困难程度急剧增加，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表现在农民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农民工工资收入大幅度减少；同时农产品价格全面持续下行，农业收入也连续下降，这些都给将来一段时间的农民增收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8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3971元，实际增长11%，比上年同期回落3.8个百分点。另据农业部2008年12月份最新调查，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528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影响，实际约增长6.9%，增幅低于上年大约2.6个百分点。
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已经呈现多元化格局，在金融危机影响下阻碍农民增收的因素，既有经济规律的影响，又有体制因素的制约。首先，农业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极可能再现。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基本稳定在50%以上，农业收入下降对农民收入影响很大。最近几年农产品供给格局变化很大，供不应求、供求基本平衡和供大于求交织发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求对农业生产的制约将再度显现。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农民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