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治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分灶吃饭”、“包干制”和“分税制”财政治理体制的实施，形成了“中心财政”和“地方财政”。由于地方财政治理体制不够规范，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1、收入过度上收，支出重心下移，加重了县（市）支出压力。分税制改革后，中心财政加大了对地方财力的调控力度。此后，又通过所得税分享改革、出口退税改革集中地方财力。直接承担较多具体事务的县（市）级财力份额反而呈萎缩之势。以**县为例，1994年地方财政收入2,800万元，2005年全口径一般预算收入达6,415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只有3,908万元，11年增加1,100万元。另一方面，原体制中已明确由上下级财政共同负担的支出项目重心下移。比如：义务教育是一个受益范围超越地方行政区域的纯公共产品，不管是在“统收统支”时期、还是在“财政包干”时期，义务教育经费都是由各级财政共同负担。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支出责任逐渐下移到县及县以下政府。据国研中心一份调研材料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前的2000年，义务教育投入结构是乡镇78，县级9，省地市11，中心2。“农村教育农民办”的问题比较突出。农村税费改革后，又提出了“以县为主”，把主要支出责任明确到县。再比如：社会保障。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多补助的收入分配制度，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支出全部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个人未形成养老积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由政府来偿还历史欠账问题不可避免。但是，支出责任在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中未予明确，社会保障支出责任基本上由地方财政“兜底”承担。由于人口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保障收支缺口呈逐渐扩大趋势。此外，地方政府还要负担下岗职工安置、困难企业军队转业干部补助支出。以**县为例，2005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达2,628万元，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41。还有公检法司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等都下移到县级。据统计，县级政府用21的财力，养着70的事。使县级财政入不抵出，不堪重负。
2、强制刚性支出与项目配套，形成了巨额财政债务。上级运用行政权力，以法律、规章、制度、决定等多种形式，强制要求下级政府执行上级各部门确定的财政支出标准。如：农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要高于财政增幅；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科普以及公检法装备等要执行上级确定的标准。同时，强行要求专项配套。比如：农业发展、乡村道路建设和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建设项目，都要求县级财政拿出配套资金。操作上动则专户存储，实行报帐治理。通常越是配套能力较强的地方，拿到的专款也越多。大多县（市）政府一肩挑百姓的期盼，一肩挑财政的压力，为了不敢落后，不吃亏，只有举债搞建设。这实际上存着一个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背的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政府债务目前大致估算为117000亿元左右，其中60为市及市以下地方政府债务，非凡是部分县、乡债务余额达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几倍。**县的县、乡债务接近2.5亿元，是全口径财政收入的4倍。
3、上级替代决策，时常引发不稳定因素。我国财政决策一直采取“行政一致型”决策模式。大到财政治理体制的确定，小到具体项目的开支标准，其决策都在政府内部完成，且以上级政府行政命令为准。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标准、社会养老金发放标准等等，都是由上级政府发文明确。“上级出政策，下级出票子”、“上级请客，下级买单”的现象在财政收支领域比较普遍。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干部群众找身份、找政策、要酬金，引发了不少上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