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在对外交往中亦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厉之治，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谈起雍正，就会想到他的继位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续；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
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纛，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允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
中也以允为接班人，如皇九子允说允“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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