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去!”
侍卫押着刘峙先见钱大钧。刘峙哭哭咧咧地说：“慕允(钱大钧，字慕允)兄，我是经扶，救救我!”
“你祸闯大了，我无法可想，你去见委员长由委座发落吧!”钱大钧似乎漠不关心。
刘峙在侍卫的推搡下，战战兢兢失魂落魄地来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看到刘峙那付可怜相气消了一半，问他：“开炮打我座机是何用意?”
刘峙赶紧申明原委。结果蒋介石只骂了声“糊涂”即了事。
在旁人的提示下，刘峙才明白，张治中将他绑送上去，实际上是救了他一命。
刘峙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参加赌博，但他贪财，经常利用太太同所部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等串通一气，策划搞钱。他克扣军饷，贪污拨款，收受贿赂，贩卖烟土，几年间积聚起巨额财富。从1928年起，先后在南京、上海、蚌埠、新浦、汉口、长沙、南昌、吉安、九江等处购买了大批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价值约500万元(现洋)以上。为掩人耳目，这些产业大多用其太太杨庄丽的名字注册，有些干脆用化名注册。
刘峙一生共娶了三房太太。大太太杨庄丽是受家庭之命在刘十来岁时与之完婚的。杨长得高大凶悍，目不识丁，爱财如命。但她爱刘峙，并同他患难与共。刘怕老婆是出名的，但在贪财爱财方面，两人珠联璧合，十分相投。杨自己不会生育，便在广东买了一个十几岁的丫头给刘做姨

太太。这个丫头生育了六个子女。但杨要子女们称她为“妈妈”而叫丫头为“姨娘”刘峙的第三个太太黄佩芬，是1941年刘峙在重庆期间娶的。黄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又到北平师范大学读了三年书，能歌善舞，拉得一手好琴，说一口流利的北平话，人长得白净漂亮，刘峙为之倾倒。为了娶黄，硬着头皮与杨庄丽彻底闹翻了。为讨得黄的欢心，刘峙将贪污来的大量钱财送给她，还在重庆市郊购买一幢气派的别墅与黄同居。
1939年春，刘峙被调到当时国民党的陪都重庆任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刘身兼二职，增加了捞钱的机会。他借口重庆防空的重要，要求成立防空部队，直属防空司令部。先后成立了通讯队，防护大队，担架营，工程大队，机踏车排，警报球台，对空联络哨，情报传递哨等单位。实际上，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原卫戍总部的部队顶替，如通讯队由卫戍司令部通信连顶替，担架营由卫戍总部劳动队犯人组成。这些人都是些扒手惯贼，他们平时穿着便衣或军服在街上进行偷盗，所盗钱物分给劳动总队和防空司令部长官，刘司令自然也进账了不少。一有警报这些人就到指定地点集合，预备抬担架。这些单位造名册领到的双份军饷，也大部分进了刘峙的腰包。
1942年初的一天，日本飞机以三五架一批轮番不断飞入重庆上空，进行所谓的“疲惫轰炸”。当时在校场口的石灰市最大的防空洞里有几千人。在轰炸间隙里，大家多次提议解除警报，让人们出来换换空气，但一直没有得到同意，直到群众迫不得已争先恐后向洞外跑时，防空司令部才下令解除警报。但为时已晚，前面的人一出洞就倒下不能动弹，后面的又压上来，很快便把两个洞口堵死。通风口很小，又没人维持秩序，致使几千人闷死在洞里。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重庆隧道惨案。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去运尸体，当时有许多人处于假死状态，若及时抢救，尚能活命，但担架兵为了搜敛财物，即使碰到没死的，也把他们卡死了。负责这项工作的卫戍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秉承刘峙的旨意，下令搜查担架兵的腰包，并将搜来的财物(金银首饰、手表、纸币等)用小汽车送往刘峙家，前后运了三次才装完。由于姜、刘都是刘峙的大太太杨庄丽的亲信，所以把财物都运到了杨家里，从而引起了刘峙的大小太太之间的一场纠纷。
隧道惨案的发生，社会舆论对刘峙进行了强烈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