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授被任命校长，对个人而言是一个大的变化，对愿意当官的人来说，这也是值得高兴的。然而对我则未必如此，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将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想当官的、一类是不想当官只想做学问或搞技术的，另一类则是随遇而安，没有明显偏我，既可以做官，也可以做其他的事。我肯定不属于想当官的。我在我的一本书中写到，我认为我本质上是一个学者，在法学院做教授才是我的归宿。而离开行政位置后这几年做教授的日子，我确实有一种归宿感。因为我认为自己是在做自己愿做的，而且有一定价值的事。对于到西政当校长，我曾一度犹豫，因为我缺乏做官的偏我，对任何官位都缺乏较大的兴趣。但是我后来仍然表示愿意试一试。因为，我还是想做点事，想为西政做点事。可以说，我到西政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不是来当官的，而是来做事的。
来西政做事，说一句我听一点的话，就是报效西政。大家知道，我是西政七八级的学生。我们年级搞同学录，每人写一段话，我说我在西政从本科到博士，读书十年，创了七八级之最，而且是唯一的一个。西政培养了我，还给了我不少的荣誉。而且据我所知，西政的教职员工对我回西政寄予了比较大的希望。我被重庆教委选择并被委、政府任命，我感谢教委和委、政府对我的信任。但我也知道，有关方面之所以不拘一格，做出这种选择，根本原因之一是根据学校上下对我的反映以及接受，因为过去教委和委对我并不熟悉，而且我并不属于重庆管的干部。因此，我的另一个想法是，尽力而为，不辜负委、教委，以及教职员工们对我的信任。
然而，教职员工的信任和希望，对我是一种很大的压力，甚至有一种沉重感。我觉得，我个人能力有限，我非常担心自己做不我工作，辜负大家的信任，老实说，心中一直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有这种感觉的一个原因，是自己缺乏学校管理的经验。甚至还没有进入这样一个话语系统。所以，我到西政以后，对工作的打算，首先一条是学习和调查研究熟悉情况，否则盲目决策拍板，只会有害工作。因此，大家可能不会看到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我希望通过调查研究，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实实在在地做些工作。
做学校的工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认识也是有局限的，我在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党委的领导，有党委一班人的协助，而且有在座的诸位学校工作骨干的支持，我想把工作做我还是有一定条件的。
要做我工作，班子的团结、干部之间的团结是一个关键。我希望大家抛弃过去的恩怨，一心想工作，我本人争取在这方面带头做我。在班子内部搞我团结协调，对学校的干部，只以德才和实绩为评价标准，不考虑亲疏因素。
我认为，西政这几年的工作成绩明显，但是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如人才的流失等等。而且这些问题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不具备地缘上的优势——你既不象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又不象上海广州是经济前沿，还不象成都，偏安一隅生活比较“安逸”。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一是西政这样一个全国重点院校的名声和多年来的学校建设与学术建设的积累；二是重庆作为直辖以后的发展势头以及今后的发展前景。还有一点更为重要，西政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有一种振兴西政的责任感。这一点，我认为和很多学校不同，比如我原来工作的四川大学，大家各自干自己的事，谁当书记、校长、院长，普遍不太关心。西政则不同，人人关心西政建设，即使毕业学生也是这样。只要我们把这种心力凝聚起来，而且学校建设的方向与措施得当，我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振兴行政。
西政振兴，是委、教委的希望，也是全国法律界法学界的希望，更是我们西人的希望，因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