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9年版，第14～19页。
塞拉蒙讲的是资本主义世界ngo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有着独特的国情，似乎没有那么复杂的危机和革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国家一元的权力模式也悄悄地向着“市民社会——经济——国家”三元模式转变。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确立了“国家——社会”二元模式，但他的市民社会也分为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哈贝马斯则把“市民社会”分解为“生活世界”和“经济”或“公共领域”和“经济”两个组成部分，建立起了一种三元模式；柯亨和阿拉托则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建立起“市民社会——经济——国家”三元模式；塞拉蒙则用“政府部门——盈利部门——非盈利部门”的三元模式来描述当代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他还深刻地指出市场和政府的内在局限性构成了“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如中国学者康晓光指出的那样，社会结构变迁的实质是“权力多极化”，而“权力多极化”的实质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从政治领域的统治下逐步获得“解放”的过程。康晓光著：《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版，第59页。中国需要市民社会，需要ngo的蓬勃发展。这是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的。
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有效地填补政府功能的空白。例如：
1．证明政府的合法性。哈贝马斯指出，政府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是justification而不是legality——不能由它自己单方面宣布，而只能由市民社会赋予，由社会成员认同。［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制约政府权力。麦迪逊理论之所以未能成功地协调西方社会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即多数统治原则与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以防止受多数人暴政的侵害的理论，根本原因在于他过于夸大了政府内部分权制衡对于制约政府权力的作用，而忽视了政府之外的市场和市民社会才是制约政府的最强大的力量。社团或者说非政府组织正是市民社会里的这样一支主力军。他们对一定范围内的活动、问题和困难有着共同的态度，为了共同的志趣走到一起，通过合作活动和压力活动促使政府重视少数人的利益，从而有力地制约了政府的权力。甚至有学者将非政府组织活动的频繁程度和质量高低作为比较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标准，s·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这是不无道理的。
3．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利益需求日益多元化，众多的附层和利益集团应运而生了。单一的政府无论如何也无法满足如此数量繁多而又彼此冲突的局部性需要，而市民社会则是多元化社会的基础。广泛存在的非政府组织满足了各自所代表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支持了社会的自由多元化价值。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4．培养公民民主的生活方式。政府除了通过公共教育向公民灌输民主的理念之外，并不能保证公民按照民主的方式去生活。正如柯亨和阿拉托所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才是公民学习民主的大学校。它使得民主从一种理念或政治体制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
托克维尔曾经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美国的公民自治。他说：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他们从上小学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孩子们在学校里游戏时要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制定的犯规行为。这种精神也重现于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时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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