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始于１９７８年的农村改革，至今已经历２６年的风风雨雨。针对改革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和阻力，中央先后制定出台了６个“一号文件”，顺应和指导了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三农”问题仍然严重困扰着我们，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城乡严重割裂、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干群矛盾难以缓和。这些都可能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隐患。
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博士生部９月２２日举办的“三农问题与中国发展”博士生学术沙龙上，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２００３ｃｃｔｖ中国十大经济年度人物，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中国体改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三农第一人”温铁军老师对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做了相关点评。
话题一：制度创新与金融支持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
观点
人大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周达：我认为强化金融支持的具体对策有：进行适度的金融深化，强化政策性金融职能，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打破国家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适度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准许民营企业家进入银行业，允许他们组建新的合资或独资银行，平等地和国有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竞争。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鼓励各种经济主体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或者具有商业取向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这种自由进入、自由退出的权利加上严格的监管，可以使农村金融得以发达和完善。
点评
温铁军：我比较赞同这种观点，乡村和城镇有两种市场经济，党中央在２００２年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把一个学术概念写进了文件，那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并且强调城乡二元结构，但是认识到我们国家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是在８０年代就提出了。其实在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就开始提出这个创意和创新，也说明市场经济有两种，是体制决定了两种经济，一种是乡村经济，一种是城镇经济。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搞农村政策的人，曾经提出过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大包干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的问题多，所以才要深化改革。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当年的政策过程难以作解释，更不愿意参与争论，任由学术界对农村问题“贴标签”，于是许多人以为大包干就等于土地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可实际上，无论是已经被当作万恶之源的“计划经济”，还是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市场经济，显然都无法根本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
占我国人口６４％的农村人口生活于４００多万个自然村中，约分散为２亿多小农户。其中，３／４以上是小农户，是“兼业经营”，这个比重自大包干以来的２５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结构框架制约下，要从根本上缓解“三农”问题，只有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这位同学说得有一定道理，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我国农村需要多种形式的合作化模式。应该把农民作为生产力要素来看待。农村怎么建设？应该引导他们发展与农村经济有关的规模经营，如加工、购销乃至于进一步进入餐饮业、金融、保险领域。农民组织起来进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