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更是个农民大国（70%的人口是农民）。所以有农业兴，百业兴；农村稳，天下稳；农民富，国家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被归纳到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近年来，更是成为全党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就目前三农问题的由来、现状和对策思路作一简单介绍。
三农问题的由来 建国前后，广大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充分满足广大农民群众耕者有其田的要求，调动了农民群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取得了很大成绩，还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金；然而，随之而来的集体化运动，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快速演变，破坏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和劳动自主权，在经社教运动（1963-1965）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政治教育运动之后，农村人口大规模增长，农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中国三农困境已经大致形成。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分田单干，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全国农村推广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创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三农困境才出现转折。改革的结果，一亩地粮食增加了两百多斤产量，既能满足家庭和集体经济的需要，也能满足国家和城市工业化的需要；到了1984年，中国农民过上了历史上几乎最好的日子。农村集体有了积累，乡镇企业因此异军突起，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提高，大幅度拉动了城市工业品的需求，使中国改革迅速转向城市，中国经济也处于黄金增长时期。
80年代后期，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出现波动，通货膨胀和政治风波相互影响局势复杂，不仅让城市人感到不舒服，农民们更感到不适。
粮食卖不出去，棉花、油料、烟草、麻、茶叶等都积压在农民手里，农民增产不增收；同时，农民还要为县乡基层财政和义务教育承担大部分费用，农民负担沉重浮到面上。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经济改革继续推进，国民经济重新起飞，城市的高速发展，支持了打工经济，一时民工成潮，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卖粮难也初步得到缓解。但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逐渐感到财力不足，为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全面推行分税制改革（国税与地税分开，中央与地方在税收分成中较以前占更大比重），此项改革使地方尤其是乡镇财政日益空虚；同时，与城市经济发展得到国家大量投入支持相比，国家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投入太少，乡村落后的基本公共设施也得农民靠对农民集资或摊派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再次凸显。加上国企改革遇到巨大困难，亚洲金融风波接踵而至，工人大量下岗分流，城市经济增长放缓，就业机会减少。三农问题再次突出：农民负担加重，种田亏本，非农就业机会供给严重不足使打工成本迅速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农村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问题浮出水面；同时，在产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侵害农民权益现象普遍，造成乡村干群关系紧张，上访人数剧增，群体事件频发，农村稳定受到威胁，人们开始注意到，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三农问题的现状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
自古以来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比较效益差，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所以农业是弱质产业；但是科技发展到现在还没有哪个产业可以替代农业给人类提供比较稳定的食品，人们对农业的生存依赖是100%的，所以农业又是永恒的必不可少的产业。在发达国家，政府一般都要援助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普遍实行农业支持政策，如对农产品给予价格支持，对主要农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