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机关公文，不少拟写者厌倦，认为没写头；更多的阅读者皱眉，认为没看头。这倒使我想起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列举的党八被的罪状。其中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语言无味，象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倒是言中了我们当今公文中的一个十分严重，却又末被充分认识的问题。这就是缺少文采，甚至根本没有文采，成了当今公文的一个通病。
为什么55年前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问题，今天重又出现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历史的原因。古人写文章是很讲究文采的，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是十分中肯的意见。一部《论语》，不但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思想和学问体现，其语言的精炼、优美、含蓄，也是古代文章的典范。后世的学者也都很注重文章的文采，人们所以爱读司马迁的《史记》，不只是为了了解历史，还常常是出于欣赏文章的文采。至于诸葛亮的《出师表》、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等虽属公文，也是很有文采的。但是，自从文学与其他学科显著地分途以来，有些非文学作品的作者对于文章，特别是对公文的文采便有所忽视。宋代以后，甚至有“作文害道”之说。清代某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更有轻视文采的倾向。到了本世纪40年代则有“党八股”的出现。以上可以说是历史的原因。
二是认识上的原因。不少人对公文语言必须庄重、朴实的要求作了片面的理解，以为庄重就不能抒发情感，朴实就不能使用华丽的词句。于是公文语言在运用上便越来越枯燥乏味，在表情达意上便越来越平淡浮浅，好似患了“贫血”病和营养不良症。又有不少人认为公文属于应用文，又不是文学作品，只要通俗、明白、易懂就行了，要什么文采?于是不少公文便只有抽象的道理，缺少具体的形象;便只有一二三四的叙述，没有生动鲜明的论证。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的文章。还有一些人则死守着公文的既定框框和固有程式，不敢超越雷池一步。所以，如今虽说谁都认为毛泽东的文稿很有文采，也常以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范文。可要是谁真的象毛泽东那样撰写调查报告，恐怕十个有十个要以“不合规范，没有章法”被“毙”掉。而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一些调查报告，虽然是既合规范，又有章法，却是没了生气，没了个性，形式呆板，语言枯燥，不要说群众不愿意看，就连自己读起来也味同嚼蜡。
三是作者的原因。领导懒于动笔是其一。领导在办文上如何使用秘书，毛泽东同志对此讲得最多，最尖
锐，也最深刻。他历来主张领导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可是现在又有多少领导亲自动手写文章呢7有的同
志原本是写文章的，文笔也不错，但一当了领导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如今，大领导不写，小领导也不写，甚至不写文章的办公室主任也大有人在。曹操、王安石等古代将相的文章为什么很有文采，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为什么很有文采，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是一个重要原因。领导着一个方面的工作，甚至是领导着一项伟大事业的领导干部，其呕心沥血的辛劳，其屡经挫折的感慨，其运筹帷幄的灵感，其百战百胜的激情，绝非秘书所能感受，更非秘书所能写出。唯有领导亲自动笔，才能情感洋溢，异彩纷呈。缺乏真情实感是其二。公文虽属受命之作，但若没有真挚的情怀，实际的感受，也是不可能写出文采的，更不可能以这样的文章去感染、感动他人。如《转发××××通知的通知的通知》之类的“接力”文;既无新内容，也无新举措，更无新精神，年年如此的“季节”文；照顾方方面面，大段摘抄引证，不能不发的“应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