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周为民，总经理。
第三人：上海港务局。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１３号。
法定代表人：张燕，局长。 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０日，原告综合商店预备将其承租并泊于蛇口港的“友好”轮空驶往北方港口运货。其持有的营业执照上没有经营海上运输的项目，也没有领取《水路运输许可证》、《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等证书。当时，被告港务公司称有一批救灾物资（化肥）要运往上海港，请求帮忙承运，原告同意。当日，双方在广州签订了《船舶运输协议》，约定：“友好”轮装货量不能少于９０００吨，若少于９０００吨则按９０００吨计算运费，每吨运费４０元；被告在蛇口港提供一个安全泊位，装货六天，在上海港提供一个安全泊位，卸货十天；若超过一天，罚款２００００元。协议未明确由谁负责疏港。但“友好”轮船东曾提醒原告应到上海港联系卸货事宜。协议签订后，原告单方修改协议书，在其所持协议书的“装卸及运输”条款中增加“十六天期限包括航行、等泊时间”以及“两港口事务由港务公司负责”的内容，并在协议书上盖了“正本”字样章。在原、被告签订《船舶运输协议》之前，被告与第三人上海港务局调度就卸货问题曾达成只奖不罚“协议书”，约定自船舶抵长江口４８小时后起算，如在１０个晴天工作日内卸完化肥，被告付给上海港调度４００００元奖励。８月２１日至２６日，“友好”轮在蛇口港务公司码头装袋装尿素５８００吨（共１６８０７２包）。２７日，被告依协议汇给原告运费３６００００元。“友好”轮装货后，因货机故障移至锚地修理。３０日１１：００时启航。船离蛇口港时，港务公司向上海港调度拍发电报，告之“友好”轮预计９月２日抵长江口。同日１６：００时，“友好”轮在航途中也发了预告。９月１日１５：００时，“友好”轮又向上海港调度发了确报，告之９月２日１３：００时抵长江口锚地（实际提前于１２：００时到达）。上海港务局港口调度指泊调度的副班收接“友好”轮发出的预告、确报后，认为船方很多资料未提供，仅凭两份电报无法安排生产，故把电报放于抽屉中，等待原告完备有关手续。“友好”轮在拍发电报后即等待上海港调度的指令，天天用高频电话向没有指泊调度义务的引航船询问进港计划。原告综合商店从签订《船舶运输协议》后，既未了解“友好”轮的动态，亦未派人到上海港联系卸货事宜。９月１９日１２：００时，上海港调度接到港务公司电询“友好”轮情况，才于当日１７：００时与“友好”轮取得联系。至此，“友好”轮停泊长江口锚地达１８天５小时。９月２０日２３：３０时，上海港调安排“友好”轮靠１２－１３号浮筒。“友好”轮于２３日２２：００时至２９日２２：００时卸货，其间因下雨停卸半天。３０日０１：００时，“友好”轮离港。港务公司按协议付给上海港调４００００元。“友好”轮停航的日成本为２６５６元。
原告综合商店和秦皇岛市山海关丰华购销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要求港务公司赔偿船期损失。广州海事法院受理后，认为秦皇岛市山海关丰华购销公司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于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４日裁定该公司退出诉讼；认为上海港务局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于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２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原告诉称：依照其与被告签定的船舶运输协议规定，被告应于９月５日交还船舶，现被告逾期２２天才交还船舶，要求被告按照“逾期交船，天天罚款２００００元”的协议规定，交付滞期费４４００００元；因被告违约，致原告原定运输计划无法执行而受到重大经济损失，也要求被告赔偿。
被告辩称：原告从事与其经营范围不相符的海上运输业务，因而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