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治理论文-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两个基本矛盾
（联合论坛·北京）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三农问题”，不能脱离对这两个矛盾的熟悉。同样，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也只能在深刻熟悉这两个矛盾的基础上提出，只有或多或少地消解这两个矛盾的政策才会有些效果。
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现在，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耕地是农民的“生存资料”，是农民活命的基础，不是西方经济学里体现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生产要素”，可以不断流向收益率高的行业或人手中。在耕地福利化趋势下，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80年代初期农村以均平地权为实质的改革推行以来，一些地方为了效率目标，强调规模经营，结果未必都理想。十多年来，实际通过转让集中的耕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农民在非农产业上有就业机会和更大的收益，大量的农民离开耕地也能够生存，就算我国顺利地加快城市化，而且耕地保持现在的规模，人均耕地能够扩大一倍，也才达到3亩多一点，还是谈不上农业的规模经营。但农村劳力就要流出近2亿人。但实际上，耕地总面积不增加还可能减少。在未来几十年里，即便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0％，仍会有8亿多农村人口，人地矛盾得不到任何缓解。因此在耕地问题上，先保障公平，再兼顾效率。只有在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是基本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时候，才有条件尝试那些以效率为中心的耕地分配和经营制度。当然，我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沿海一些地区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许多农民已脱离了农业，部分耕地有条件集中经营。例如在浙江沿海，一些耕地通过转包集中到农业开发企业手中；在广东农村，在人地矛盾的压力下发展“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这就在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间取得了一个平衡点。但在中国地区差异很大的情况下，没有一刀切的好办法。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但正是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结构，将农民封锁在了有限的耕地上。在封闭的环境中，农村人口持续增加，耕地无限细分，农业效率低下，教育落后，生态破坏，农民贫困。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封锁圈曾经一度被打破，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将近2亿农民带出了耕地，城市化有了迅速的发展，使我国城镇人口比例在2000年达到36.09％。但是，对农民来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个愈来愈重的阴影，这就是城市工商业资本和技术增密排斥劳动的问题。在农村，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在城市，则是资本代替劳动投入。对城市而言，这是产业升级、竞争强化的表现；对农村而言，则是农民逐渐被排斥出城市就业市场。这次对农民的封锁，是由于国际资本及其技术标准所演化出来的制度的力量，主要是农民受教育不足。小生产被大生产取代，区域市场被大市场压缩，小城镇经济功能被大都市经济功能替代，资本密集结构挤垮劳动密集结构。
“十五”计划的第一条大计，是要加快城镇化步伐，并且已经列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列为农村经济的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