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最牵动广大干部政治心绪的，无疑是中国各级党委的大换届。这次换届，省、市、县、乡一起集中，又正值“十一五”规划全面启动的关键时期和干部队伍整体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动作之大、意义之远、影响之深为历次罕见。调查显示，在换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中，“跑官要官”排在第一、“暗箱操作”排在第二、“拉票贿选”排在第三。文章分析指出，目前换届中干部心态的主要问题，一是风险焦虑，二是公平焦虑。解决改革过程中的干部心理问题，重点要针对这两大问题，在“疏、导、治”上做文章。一靠文化“疏”，提高干部的自我调适力。二靠制度“导”，完善组织工作的科学化。三靠纪律“治”，确保换届监督的实效性。
针对集中换届，中央提出明确要求：确保在整个换届过程中“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之所以提出这１２字要求，大抵是因为在以往历次集中换届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思想散、秩序乱、工作断的现象。为此，有文章提出换届中干部要保持良好心态，中纪委强调严查跑官要官，某些省市党委则相继出台换届中的“十不准”、“十二不准”等等规定。而笔者以为，更加健全的制度、更加科学的机制，才是集中换届得以顺利完成的根本保证。也就是说，干部作为个体的人，其思想、行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各人思想的纯净不可能达到整齐划一，各人行为的正确不可能实现持之以恒，假如某些不良现象、不当利益仍存有行为的余地和实现的空间，那么预警性、惩戒性的通知要求则不可能对所有被警戒者等量地发挥效用。一旦具备了健全的制度、科学的机制，跑官要官将变得没有可能性、可行性，政府工程款拖欠换届时不认账将变得无任何理由和余地。这种健全的制度、科学的机制能形成强大的“磁场”和巨大的运行“惯性”，任何思想散、秩序乱、工作断现象的“碎片”都将不由自主地被吸附、被排列、被理顺……诚然，这仅仅是一种完全理想的状态。
今年元月的一期《瞭望》周刊曾刊载文章，集中探讨如何集中进行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文章虽对换届工作的长远、全局和基础意义以及出台警示性的通知的必要性有所涉及，但关注点、落脚点正是如何形成完善科学的体制、机制和规范的问题。
与换届有关的体制、机制和规范同样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想使之达到科学、完美的高度，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的乃至充满风险与曲折的探索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以为，以下三个方面，在认识上、实践上均有往前再迈进一步的必要和可能：
其一，关于干部任免的“程序公正”。尽管中央于２００４年出台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等“５＋１”文件，还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等，为此次换届向制度化进程迈进一大步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如何使党内生活“法治化”，在观念、理念以及可操作性上，仍有一系列值得探讨的课题。例如：从“经济人假设”角度说，只有当贿选成本高得让贿选者无法承受，贿选现象才有可能绝迹；然而，目前表决范围虽比过去大了一些，仍未能达到贿选成本无限大的目标。从社会法治建设的角度说，“程序公正”常常显得比什么都重要，党内生活亦理应如此；然而，在干部任免上，表面上程序健全、实际上“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并不鲜见，故跑官要官不可能从根本上被遏制。
其二，关于干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以什么样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