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工作肩负着重要的社会历史使命，对我们国家和谐建设既神圣又光荣。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战斗在我党“生死存亡”的前沿阵地；为确保和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不遗余力地惩治腐败。因为腐败的要害是蚕食我党的执政地位，坚定不移的反腐倡廉，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入世”后的五年过渡期早已落下帷幕，紧接着的全方位开放和深化体制改革，无一不要求搬掉“腐败”这块拌脚石来净化坦途，肩负起“保驾护航、成就改革”的历史使命。一、深刻认识经济建设和廉政建设的辩证关系。长期以来，有人误以为，既然是搞经济建设，就难免会引发腐败，因而把经济建设与廉政建设对立起来，视腐不怪，视腐莫怪，乃至贪贿莫属也大有人在。究其原因，无非是混淆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到底是廉政建设阻碍了经济建设，还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二十多年来，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既老还热的课题，也是政治、经济界的一个非同寻常的热门话题。实践报告证明，经济领域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主要出自经济交往中，集中体现在处理好经济交往和廉政建设的关系上。笔者认为，经济交往通常说的是经济实体之间的往来，而廉政建设则是指端正党风政风、反腐防变、保证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活动。经济交往和廉政建设的关系，实质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交往为廉政建设丰富内容，提供基础，廉政建设为经济交往护航，提供保证，使经济交往不致被消极腐朽的东西吞没，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交往与廉政建设的这种基础与保证，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商品经济发展反映在廉政建设问题上的必然导向。
二、治本抓源，首先要从有形制约入手。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的社会变革的非常时期，现有的“三制”即：体制、机制、制度。同样有一个弃旧图新的问题。而规章制度则是一种有形的制约方略，这种有形制约方略要随变化而变化，要随发展而完善。其因有三：其一、而今的观念更新已是朝夕不一，原有的体制、机制、规章制度也已经起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如果监督机制规章制度等仍然一成不变的话，那么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原有的制约方略无形之中已为“闯腐败红灯者”大开了绿灯。这应该不是什么始料不及的问题。其二、加入“世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即意味着国家必然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就从“三制”本身来说，也有一个从“世界大家庭”中，吸取营养，由表及里，去粗存精，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竞争中，为我所用的问题。其三、监督机制也好，规章制度也好，都应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新的经济体制、新的监督机制、新的规章制度的建立，一要有科学性，二要符合现实性，三要有很强的操作性，那么在落实上，、在监督上，方能达到治本抓源。综合以上三点，我们不难看出，只要“三制”的设置能与时俱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那么，正本清源，制止腐败就绝对不是无的放矢。因为能达到一丝不苟的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这本身就是对腐败一种有力的反动。
三、惩防腐败，关键是要将权力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改革开放经历了二十八年的艰难跋涉，现实无情地告诉人们，腐败的毒瘤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我们的机体，瓦解我们的斗志，摧毁我们的阵地，企图葬送我们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因此，要铲除腐败，必须要做到不忘惟权是问。因为权责不正，才是引发腐败的罪魁祸首。世上绝对没有不“含”权、不“牵”权、不“靠”权、不“用”权而滋生的腐败，权责溃烂必定是生长腐败的“温床”。无数案件告诉我们，色、钱与权贵的亲和力，人们是可想而知的。说白了，腐败的实质就是丧权辱国，大凡古今中外的“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