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文，93年发表了出来了。当时有一句话，我说任何工业化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至于这个是由资本家完成还是国家完成，是派生的问题，这个不重复了，大家可以从我今年的一本文集《我们到底要什么》中找。这篇文章是1993年发表，题目叫《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我们在1997年中共中心十五大把“资本”放在报告中，意见只能使用“资金”的概念，因此在那个时候，93年发表出来，当时
很困难，很多刊物的编辑说是好文章，但是不敢发，50年代政府进入是为了资本积累，并不是为了农业为了工业。
接着80年代，政府退出农业，是因为我们7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资本积累，但是因为三定方案的价格自定，所以造成农业的严重不经济，一边是投入品按照国家计划的价格，当然是高价，大量的投入到农业，通过人民公社三级体制分配下去，但是产出品价格不能提高，就是成本上升，收益下降，从整体看，70年代中后期三级都出现了低效益。这时候农业严重不足，所以经济政府退出，这是因为成本上升，而低价统购和公共作用造成农业低效率。
政府退出以后，人民公社也就解体了，所以从82年大包干以后，我们只在文件上看到集体经济，事实上，大部分地区不再有集体经济，只不过当然现在全国还有两、三千个社队还维持所谓的集体经济，其实主要叫工业化社区，是不是叫集体，并没有本质的含义，一旦形成工业化以后，他的制度组织当然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简单道理因为市场的失灵或者市场的无效才有企业组织的产生，所以正常情况下，企业和组织是反市场的安排，因为至少失灵。所以产品企业和组织，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市场经济不对，我们只是说，从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说产生企业和组织，是因为市场交易不能解决很多外部性问题，因此要产生企业和组织，这个道理作个引述。
我们说工业化社区是因为把很多外部性的问题，用集体经济的名义，其实是一种组织安排，把内部处理解决，所以还保留一些工业化社区，但是我们说集体早就随着政府退出，而退出农业了，接下来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什么迟福林院长和海南省江泽林副省长，都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我们现实问题是什么？是组织是有成本的，就像制度是有费用的一样的，组织也是有成本的，谁来支付组织成本？要向提高组织化程度，谁来支付这个成本或者成本从何而来？当然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的乡村自治组织的发展，好象比较热，这个组织成本谁支付的呢？我们至少知道欧盟拿了1亿欧圆，后拿了三亿欧圆，拿得比民政部多，在此之前在80年代后期开始，欧盟拿了3600万美元，前前后后总共有3亿多的欧圆在支撑村民自治组织的建设，但是建设到今天，在那些没有组织费用来源的地方，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仍然是值得讨论。
接下来看村级组织费用来源和村级组织费用的收取方式，我们知道刚才江泽林省长在讲到全国的农业份额占gdp份额的时候，去年只剩14％，大家知道50年代的时候农业占85％，那时候工业只有15％，没有别的地方有收益来源，不进入农业进入哪？现在刚刚倒过来，现在农业是15％以下的gdp，人口仍然将近70％，请问有哪一种政府对15％以上的征税去满足65％的人公共服务需求，当然有的人提出不同意见，说不能这么算，县以下还包括工业还有商业，我说不错，但是你看县以下的工商业在哪？（在县城），县城不是农村经济，只能算乡以下，但是虚的东西比较多，乡一下销售总额占27％点几，就是说经济份额占的总比重，就不以农业占分析，会发现28％以下，农业占15％以下，消费占28％以下，对28％的征税能否满足60％多的人公共需求，能否同时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