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感谢大会让我做一个演讲，我今天的内容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一般我们做研究的人，都会把企业、把农户作为经济主体看待，而按照常规大家会把政府作为一种行政主体看待，然后这个理论就很清楚，分为两部分，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应该承担主要的职能是裁判员，经济主体是按照理性“经济人”的特征追求收益最大化，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非凡是象中国这样的比较传统典型的东方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不是单纯的行政主体，而既有行政主体的行为特征又有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在发展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以国家来推进工业化这种形势是大多数东方型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方式，为了加快工业化，在客观上也确实起到加快工业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政府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更主要的是经济主体，因此当我们引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用进入和退出分析经济主体行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农业领域中，政府进入是因为他有利可图，可以为工业提供积累，政府退出是因为没有效益，或者效益太低导致政府的进入和退出。我们说，大家可以看看，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政府的改革政策，很大程度上表现的是政府在不同阶段，对不同产业或者不同经济领域的进入还是退出，比如说，我们说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推进家庭承包，其实是从1982年开始推进的。1982年推进的家庭承包，政府退出了农业，答应农民经营，当然有另外一种理论是认为农户退出了政府所主办的集体经济，当然这两种不同的主体都可以退出，但是当时有退出权的是谁呢？当然是政府有退出权，接着我们看到80年代以来，开始了先是财政体制的改革，政府因为财政的不经济退出了对地方财政的家长式的治理，形成了财政分级承包，到90年代，政府逐渐退出了一般制造业领域，就是搞国退民进，抓大放小，当然政府进入的主要领域是最高收益的领域，比如垄断行业，比如过去我们天空中没有信号可以演变成it产业的时候，政府是不进入，一旦这个领域成为很大的资源，并且可以产品很大的资源向资本转化的收益的时候，谁率先进入？那就是（政府）。过去人民币并不是用于交换的主要方式，那个时候是按计划分配，所以金融系统，政府的表现并不是很明显，一旦我们完全放开票证，完全放开计划，货币成为一个重要的交换中介的时候，不但成为中介而且是金融资本的时候，在金融领域里当然还是政府扮演主要角色，进入和退出是有选择的，所以说东方发展中国家直接扮演最重要的是经济主体的角色，所以我们讨论进入和退出是适用的。
政府50年代进入是人民公社化的方式，以往的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大家都认为集体化公社化是不能够在农业上有效益，不错，在农业上的无效益，恰恰表现在提取工业化原始积累方面的高效率，包括我们大家都理解的林毅夫教授作了一个分析，认为人民公社这种体制本身，是因为缺乏激励，因此不可能有效益，这个分析当然对，就微观农业领域说是对的，但是把宏观的体制问题引入，作一个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不对，在农业领域中效益低是显著，是个常识，尤其我们下过乡插队的人都知道，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政府通过所谓60年代的“三定”方案，把农村收益分配，决定为按照人口来进行分配，当时我们插队的时候叫做人七劳三，体制先决。先按人口分配70％剩下30，才按照劳动工分分红，这怎么可能有激励？并不是按照劳动所得分配，当然不可能，为什么按照人口分配，是因为政府已经通过三定把农业的剩余，基本上提取走了，提走用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又是世界范围内的一般规律。工业化早期原始积累只能从农业提取，只不过是提取原始积累的方式不同罢了，所以在1991年，我有一篇文章，后来在1992年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