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三、村民委员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不是在组织真空中运作的，与它并存的还有村党支部、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还有所谓的主管部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等。
《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乡、民族乡、镇等基层政府不得干预村民依法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但是，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地位，在如下几个方面有可能被突破：
一是《组织法》规定，基层政府可以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如果这种指导、支持和帮助是道义上的，或者说是技术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在程序上是应村民委员会要求，而不是基层政府主动，那么基层政府的作用对村民委员会来说就是咨询公司性质。如果这样，这一规定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任何合法组织都可以给其以指导、支持和帮助，包括学术研究机构，甚至国际组织，如美国的卡特研究中心等。
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具有强制意义还是咨询意义，主要取决于基层政府，而它如何选择，则取决于它对村民自治的态度。在现实中，基层政府都倾向于选择强制性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程序上是基层政府主动进行。基层政府往往根据过去的传统，利用现在法治不健全的机会，把村民委员会当作其下级单位，而村民委员会也不得不把基层政府当作上级对待。这时候，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村民委员会成为基层政府的下级政府，村民自治变成了“村民上治”。二是民选的村民委员会有可能仰仗民意对抗基层政府，出现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的冲突。而一旦上级政府统统收回相关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会遇到难度。
什么是指导，什么是支持，什么是帮助，法律并没有详细规定，其进一步的解释权和执法权往往掌握在具有行政优势的基层政府手中，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损害村民自治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比如，有些基层政府为了解决一些村存在的问题，专门派乡干部分区负责村的公共事务，这些分配到村里的人就成了这些村的实际领导。当这种情况制度化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乡镇政府与村之间的新一级政府组织，乡公所，凭空增加了农民负担。再比如，有些基层政府为了充实自己的财力，以帮助村民委员会为名，集中所有村的财力物力，实施“村财乡管”，这就在财务上剥夺了村民自治。
二是《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种协助，如果是自愿的，基于特定的契约的，那么村民委员会就不是基层人民政府的下级单位。如果这样，实际上这一规定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因为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可以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因此，这一规定在实践中极有可能是强制性的。于是，当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在事务的财政、行政方面的关系不明确的时候，这一条款就会让村民委员会在实际上成为乡镇政府的下级单位。这时，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上下级关系，一种是村民自治与乡镇政府处于对抗的状态。这正好是中国农村目前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两种典型关系。《组织法》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对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进行教育、帮助和监督。这一规定加了“应当”，显然已经变成了法律义务。也就是说，村民委员会至少相对于有关司法部门来说，已经成为下级机构。
三是《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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