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刑事犯罪很少。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很多基层治理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或者村社内部的福利丧失。尤其是在那些有一定工业的乡村，实行的是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把村社土地做股，把社区的工业资产也做股，每户都得到股权。这种制度是经过大多数村民同意的，其中一条约定就是，如果有刑事犯罪，股权取消。
其二，传统农村社区是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环境，有天生的“低成本”监督的特殊作用，如果一旦打破社区制约，那么流动人口犯罪必然增加。从1992年前后流动人口开始大量增加，流动人口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重从不到50%到现在的超过80%。刑事犯罪发案率进入高峰，不再是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下降，随着经济箫条上升，有波峰就有波谷；而是进入一个斜坡式的不断增长。尽管司法部门调整刑事犯罪发案标准，从原来报案50块钱可以立案，现在500块钱以上才可以立案，是过去的10倍，犯罪率仍然处于高峰。
为什么主要是流动人口犯罪？这应该属于一种社会性犯罪，因为大批农村人口离开了社区财产关系制约，离开了社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制约，离土离乡出来后受到歧视，又没有组织，任何个人的冲动都可能导致犯罪。而且原来是“个体复仇”，现在变成群体性的。例如万州事件，就是典型的从个体性的冲突演变成群体性的事件，短时间就出现社会暴乱，最后不得不出动武警，使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拴住了农民人口，使之不至于形成大规模流动条件下的贫民窟，不至于引发社会性犯罪和动乱。但是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必然规律，不是教育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所谓约束，在农村社区内部是自然天成的，而一旦变成流动人口，进入所谓现代社会之后，必须有一个庞大的警察制度维系的社会治理，导致高成本的政治制度，但那也未必能管得住。
人们说美国的制度好，我去美国十多趟了，有一回开车迷了路，在一个小区里转不出来，转了刚第二圈，两辆警车把我截住。他怎么知道我在那儿转呢？可见警察系统很灵敏。还有一回我过十字路口，稍微速度慢了一点，被别人撞了，我下来刚想跟他“理论”几句，警车来了。谁报案了？警察登记后是保险公司来解决问题。现代法治社会就是靠这种警制维持，高效，却也是极高成本的。
法治社会靠警制支撑。如果照搬这种事情，我们有钱撑得起高成本的警制吗？没有警制，这套现代法治怎么玩？所以我们看农村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单纯谈中国的农业问题谈不清楚。小农平均占用土地这种基本制度的作用根本就不在农业上，而在维持社会基本安定，这是它最大的制度效益。
20世纪前50年打了三次仗，后50年经历了三次所谓改良式的改革，为什么领导人都坚持给农民平均分地，而且说“土地不许动”？领导人明白，动则大乱。只要不去夺农民的地，不去抢人家媳妇，不给人加重负担，农民就不反抗，大部分是在村里呆着。这是一个多大的社会蓄水池，蓄积着多少矛盾不爆发？
中国现在13亿人口，将来16亿。这个社会矛盾只会不断增加、不断恶化。谁能稳得住，那是天大的本事。老外不用这样稳，过剩的人口经过殖民化转移出去了。中国人有这本事往外转移吗，没有，只能在这么点地方容纳十几亿人。十几亿人口如果是在欧洲，早打翻天了，在中国却没打翻天，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
城市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
1980年代时，北京户口值多少钱？无价。1990年代初北京郊区一个户口卖20万，那是等价交换，意味着一个人进城带来的城市财政增加对你的开支，包括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