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也是警囚矛盾在狱政治理中的焦点。狱政治理应当切实维护罪犯应有的合法权益，但什么是罪犯的应有合法权益，仅靠法律列举是不足以详尽概述清楚的，本着自然法的法则，许多权益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应当有权，但是许多公民权利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当自由不在身边时，这些权利的行使就发生了困难，如罪犯的婚姻权。然而由于法律没有明文剥夺这种权利，所以又无法说罪犯不享有这些权利。实践中，不仅不同的监狱对些权利有着不同的态度，社会与监狱之间也会在一些权利有无的问题上存在理解差距。维护罪犯权益，还存在观念上的障碍。国家可以通过立法，禁止监狱法外施刑、可以通过法律要求民警不作为以尊重和维护罪犯权益，但有不少罪犯权益需要通过民警的积极作为才能实现，如罪犯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罪犯的婚姻家庭权，有什么能够保障民警一定积极作为呢？在观念上，一些民警把狱政治理的“人道”理解为“仁道”，对罪犯的权益不是给予应有的尊重与保障，而是出于一种怜悯心理，凭着自已的主观意愿“大方的施舍”，这就易使罪犯权益成为说不清、道不明；可能有、可能无；有时有
、有时无的东西。
四、狱政治理科学化的建议
1、加强立法研究、完善监狱法制。狱政治理科学化应当依法治理且有法可依。1994年的《监狱法》，尽管在监狱法制史上具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它的单行并仓促出台，使得这部狱法在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矛盾，导致狱政治理虽然有法，但有法难依。要加强监狱法的立法研究，完善监狱法制。
一是要对现行监狱法的内容结构进行研究，妥善调整解决刑罚执行、教育改造与狱政治理由于内容分章产生的地位并列的矛盾。这里有必要强调，狱政治理的外延是最宽广的，它内含着刑罚执行与教育改造。刑罚执行与教育改造从来都不具有脱离狱政治理系统的单列性。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近年来的教育改造会成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一种改造手段？其原因既和监狱的教育改造条件相关，与生产劳动繁忙有关，也和教育改造工作走出狱政治理部门另立门户的实际不无关联。二是尽快出台《监狱法实施细则》，以便对《监狱法》释疑解惑。由于《监狱法》立法的不周密、不详尽，许多条文规定的内容轻易在实践中产生歧义，如“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让人很难把握，因而离监探亲、假释等激励措施使用的概率很低。因为罪犯的人身危险性总是和一定的环境条件相联系，罪犯在狱内的人身危险性评定结论并不能完全代表他离开监狱后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三是对狱政治理活动进行实践总结，把其中的一些为过去的单行条例规定，但《监狱法》中没有相关条文的做法吸收进《监狱法》，如“严管”，在全国各地的狱政治理过程中，都在使用

这种治理措施，但由于《监狱法》在罪犯行政奖惩的内容中未对此加以规定，因而严管成了有治理实用性但没有法律根据性的做法。四是在司法改革基础上，着眼于刑事执行一体化，研究制定统一的刑事执行法，结束多头行刑的格局，全面规范行刑过程中的所有狱政治理活动。这里要注重突破狱与刑的界限，狱与刑不仅具有指称的互异性，也具有指称的同一性。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行刑社会化时代已经到来，在社区矫正的条件下，狱已不再有形，而刑实实在在。狱政在社区中演绎成刑务，实质上刑务就是社区内的狱政。
2、整合素质信息、做细罪犯分类。素质是个人先天遗传与后天努力共同作用的状态，是体现个人思想行为状况的标尺。罪犯素质是罪犯思想行为状况变化的晴雨表，重视罪犯素素质信息的整合加工，有利于我们做深做细罪犯分类工作。要从罪犯入监到罪犯出监的整个过程，根据罪犯分类的需要，采用个别谈话法、行为观察法、笔试测验法、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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