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感
现在时常听到一些基层（镇、村）干部说：现在农村的老百姓不像过去（改革开放以前及初期）那样听话，矛盾较多不好解决，工作较难开展。农村的老百姓为何“不听话”，如何提高基层（镇、村）领导干部化解农村矛盾及“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本文谈谈一些看法。
一
“不听话”也就是说存在者矛盾，而“群体性事件”即是“矛盾”集中激化的结果。一般人理解“矛盾”为：不和、排斥、冲突，本文也是指这一意思。过去，群众发生矛盾或群众与政府之间发生矛盾后，群众要求组织（政府）解决矛盾，情绪都较为温和，也相信组织和干部能够解决问题。但现在“矛盾”发生后，开始是个体性的形式的，但很快转化为群体性的形式，群众不听领导干部劝解，或集体上访或上街静坐或游行抗议，甚至冲击机关，有意把事态扩大。这就是党和政府所说的“群体性事件”。这些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群众对基层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已失信任。
作为基层党校的教师，接触过不少基层（或最底层）的老百姓，觉得他们很现实（或讲有一定的自私心），也容易受人（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动，也容易躁动。但他们绝大部分是纯朴的是讲道理的，他们要求也不高，如果领导做法是合情合理，他们是高兴的，是支持、配合的，是听话的。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说：“这些人闹事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事应该和可能解决的，有些事不适当地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95）。据中央信访局统计，群众上访的问题中，80%都有一定的道理，而这些问题往往都是可以基层得到解决。现在不少的地方政府中也普遍存在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潜规则，给人“老实人吃亏”的暗示，只有“闹”，领导（或大领导）才重视，矛盾才能（快）解决———值得深思。
二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社会的矛盾不仅多，而且以直接、公开、冲突的形式出现。但这些矛盾绝大部分都是利益（经济）性的矛盾，“据有关方面的分类统计，由于利益矛盾引起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已占到社会矛盾纠纷的70-80%，成为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秦宣主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专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p275），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无论‘瓮安事件’还是‘孟连事件’，都是单纯的利益冲突，都是民众基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正常宣泄和正当满足，都是民众长期积怨的集中爆发，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不存在什么隐秘的政治图谋”（笑蜀：《处理群体事件需要新思维》，《南方周末》2009.09.11.e29“评论”），不具有推翻政府并取而代之的“政治诉求”。现在的“群体性事件”，“所有事端都发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冲突，只有当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妥善处置时，冲突便会升级，矛盾开始转向基层政府；如果基层政府继续采用错误的方式去处理冲突，冲突才会向上蔓延”（陈敏：《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学习时报》2009.09.17.p12）。
刘少奇讲过：“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都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刘少奇选集》下卷.p309）；刘少奇明确概括人民内部矛盾大量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