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仍很脆弱的情况下过早地建议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其结果是，一些新兴市场在九十年代末遭受了严重的资本项目危机。这种不民主的决策机制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它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对执行基金组织规划的认同感。基金组织可以使用贷款条件来督促成员国改革治理结构，那么我们是否能找到有约束力的条件要求基金组织改善其代表性？同时，是否能为发达国家设定约束条件，要求它们实现官方开发援助达到g的0.7的目标？
二、如何改革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
亚洲危机以来，基金组织在改革自身治理结构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包括增加决策透明度和采取一些行政性措施增强一些发展中国家选区执董办公室的工作能力。但是，这些仍未涉及我前文所述的基金组织治理结构的根本问题。我想就改进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提出一些想法。
使投票权结构民主化是打破改革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死结的要害。应尽快完成修改份额公式的
>工作，以反映世界经济和成员国相对实力的快速变化。在此过程中，考虑到世界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完全有理由扩大基金组织的份额规模。而且，应该进一步研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基本投票权。
此外，我们还可以探索说服一些主要工业国向发展中国家出让部分份额比重的可能性。不过，我充分注重到合并欧元区成员国份额的困难，这可能与说服美国放弃部分份额一样不易。平衡地说，也许同时要求美国和欧盟国家考虑出让部分份额比重会现实一些。
在改变投票权结构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考虑改革对主要政策决定的投票权的多数要求。目前，可以将对一些要害政策问题—如份额增资和修改章程—的非凡的投票权多数要求从85减少至四分之三（75）或三分之二（66），这样，就不会有一个国家有能力一票否决相关决定。
最后，有必要改革基金组织的治理层结构。鉴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只由10至11位执行董事代表，可以考虑增加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执行董事职位。就高级治理层而言，今后几年考虑增加一至两位来至发展中国家的副总裁职位将是十分明智的作法。而且，增加工作人员的地区多样性也十分重要。可能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将约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高层治理人员职位分配给从发展中国家招聘的工作人员，这将有助于给该组织带来新的视角，并找出为各成员国发展量体裁衣的发展道路。
主席先生，我清楚地熟悉到，将基金组织领向更好的治理结构的道路可能会和过去六十年一样不平坦。但是，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程。经济全球化的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发展要求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治理结构做出重大改进。成员国将通过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和利益共享来实现共同繁荣。我坚信，发展中世界的不懈宿求和国际社会的远见灼识、政治能力和共同努力，终将使基金组织更好地服务于所有成员国的利益。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李若谷副行长在2004年10月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布雷顿森林机构治理结构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