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在贷款时，要区分信用贷款和担保（包括抵押、质押贷款）。其中要求贷款多应有担保，其中也包括托收承付和贸易信用证下的货物质押垫款等。有担保的贷款（尤其是抵押、质押贷款）
一般是有保障的，但是假如这些抵押、质押贷款在清偿中的优先级被降低，就会给银行经营者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是不是所有贷款都相当于信用放款？在微观行为上，这会使贷款工作产生很大的混乱，所以，银行界殷切期望新的《破产法》能接近国际化。
在清算顺序上假如比较照顾职工劳动债权的优先次序，显然也有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意义。但是，需要注重的是，社会保障是应该由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的，要通过建立良好的退休金体系、医疗保障体系、社会保险体系和失业保障制度，落实好劳动者权益等来解决。破产法理应规范破产程序，强调公平清偿债权、保护债权人利益。不同的问题需要依靠不同的规则制度来实现。假如发生规则的误配置，像是“给张三吃药，去治李四的病”，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我们在改革和转轨早期致力解决的财务软约束问题将继续存在。假如问题得不到根治，有可能继续制造数量很大的不良资产。首先，假如不良资产继续偏高和逐步积累，将会导致金融危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看，先是泰国发生了问题，表面上看是汇率和外债问题，但实际追根溯源，有很大问题是私人部门的公司治理、资产负债币种不匹配问题，其中也有不少人强调《破产法》陈旧且扭曲等金融生态问题。当前我们进行的金融企业改革是“背水一战”，今后不能再出现超出市场经济正常标准的大规模的不良资产。但是，假如我们在金融生态方面改得不好，不良资产比例就会高一些，比例过高仍然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机。
当然，为了防范金融危机，我们也可以通过加大日常手段来消化不良资产，日常消化手段的方式就是扩大利差、加大拨备。对于利差水平，我们不能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而要与那些和我国金融生态等条件类似的国家，例如发展中大国和转轨经济相比。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利差水平处于明显偏低的区间。我国一年期存贷款的净利差是3.33，转型国家一般介于3.60％－8.50％，拉美国家介于3.82％－45.11％，主要工业国介于1.78％－3.59％。严格讲，使用的概念、口径和公式还有其他类型的细分，但限于时间不在此详谈。总的来说，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现行利差可能与金融生态不相匹配，我们寄希望于改善金融生态，但也不能只作很乐观的假设。
理论上可以通过扩大利差来消化不良资产，在实际中需要区分理想《破产法》和非理想《破产法》情况下，消化不良资产所需要提高的利差水平。对此，保守的估计是需要加大利差１个百分点左右，也有人估计需加大利差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假如《破产法》不理想，我们需要把利差扩大，在实践中所产生的震动将是相当大的。例如，2004年10月29日，贷款利率提高0.27％就引起很大的震动。提高利差将会对企业财务成本和整个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目前我国企业盈利总水平非凡好，一旦利差提高，因为企业平均财务杠杆率高，财务成本就会马上增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显然非常大。
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银行“惜贷”，对风险和债权人保护没把握的就少贷，有把握的就可多贷。观察日本的情况，可以看到“惜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惜贷”在全世界银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例如去年香港的贷存比不到50％。我国银行目前的贷存比超过70，假如把认购开发银行等金融债券放在内考虑，实际的贷存比可能达到80％。假如是因为金融生态方面的原因，银行对贷款不很放心，在新的风险控制和监管下降低贷存比，对整个经济增长和就业、对实现小康目标的宏观影响将是不可小视的。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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