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巴老,是起源于他的《鸟的天堂》。那时的我，上小学四年级。望着语文教科书上那一幅世外桃源般的插图，便幻想着自己是一只会飞的小鸟，我的家，就在远方小岛的那棵大树上。那时对巴老的印象，现在想来，更多的是快乐无忧，享受着大自然的美景，岂不乐哉？
然而，当我读了《随想录》，我的心里多了几份沉重。我是读巴老的文章长大的，知道《随想录》是他的暮年之作。在这里，积蓄了他一生的感悟，我也在字里行间中感悟着，使自己的心渐渐成熟。以下是我读完《随想录》第一集的所感所想。
《随想录》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了知识分子的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学界誉为“一部说真话的大书”。巴金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我认为，巴金之所以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一方面源于他对读者的负责，另一方面是对他自身而言。
经过十年浩劫，他开始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开始对自己进行解剖，进行反省。他发觉自己在建国以来，没有了自己的理想，一味地想自保，一味地依顺，他曾无实在根据地批判过人，而在心灵上倍受煎熬。所有的一切，他把所有的一切看做体内的脓血，势必除之而后快，以免毒害全身，病入膏肓。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在呼唤着自己的良心，事实证明，他做到了：他视笔如刀，一下一下割自己的心，他感到了剧痛，但他没有放弃，于是每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
我不禁惊叹，一位文字老人，在服用是非颠倒的一剂毒药之后，是怎样的挣扎过来的？面对自己的虚伪，他没有选择继续，而是选择了自己的良心，真诚地忏悔着，仿佛在将自己的灵魂示众，耐心地听取世人的指点。因此，对他自身而言，他是对得起良心的。
至于我说：“一方面源于他对读者的负责。”是我在读《随想录》时自始至终最强烈的感受。
在我的印象中，我所读的前30篇没有一篇是不提“读者”二字的。这也使我有理由相信，我是理解巴老的。这并不是说我狂妄自大，而是在说明，巴老把一切献给了读者，难到我会选择不理不睬?!
巴金的每一篇文章都在表示对读者的歉意。《随想录》后记中有这样几句话，“我觉得我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虽然收在这里面的是‘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多么可爱的世纪老人，他在为自己的过去还债，多么慈祥的世纪老人，他在病魔的折磨下，用颤抖的笔尖书写了什么是真正的“良心”，又是多么令人心疼的世纪老人啊！
无论是对读者负责，还是对自己负责，巴老无疑是我们的榜样。但现实生活中，情况却不容乐观。现在不少所谓的“作家”，将文字作为名利的符号，用发行量、销售量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可怜的人们都去争相抢购。浮燥的人们，浮燥的行为，浮躁的社会。
这些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在现实中，对文学名著的冷落，对言情八卦书的痴迷仿佛一场文学瘟疫席卷文化市场，什么“快餐文化”，什么“速冻时代”，不得不让我们寒心。
还记得《随想录》连载不到十几篇，便遭香港大学生的强烈抗议。原因是他们反对巴老要让人们牢记“文革”，他们要让人们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的那些事情。然而，巴老选择继续，因为他不想让人否认它们的存在，不想让人们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希望国人有法国人正视过去的坦然（我想他在参观伊夫堡时曾想过吧。）为何他的愿望如此强烈？我想这来自于苦难的经历，“只有经历了接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