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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4.9亿亩，比1998年的7.06亿亩少了2.08亿亩，粮食总产量2003年为8613亿斤，而最高峰的1998年产量是10264亿斤，近年持续下降，到2003才略有回升；而单位面积产量播种面积最高为600斤，去年是578斤，每亩减少了22斤；人均拥有量1996年最高824斤，去年667斤；库存2003年国家没有公布，毫无疑问，进入21世纪，粮食产量没有超过1万亿斤，这些年来库存只出不进。
不促进粮食生产发展，过些年问题会严重。问题在于沿海8个省更愿意花钱购买粮食，而13个主要产粮区，粮食多了，占了资金、积压，并且由于种粮附加值低，所以不愿意多产；而产销平衡区，基本保持自给。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多产粮食，有人会提到进口，但如果依赖进口，中国人口多，如果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则国际粮食价格上升，很多国家买不起粮食，政权稳定就会成为问题。
总之，粮食问题现在的最大症结就在于种粮不赚钱。
土地问题
这里主要谈两个方面。一是农地制度，即农村自身土地问题。这是与农村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宪法规定，土地制度与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营机制联系在一起，但是实践中很少有干部记住这一点，因而土地承包纠纷层出不穷。去年《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调整土地。
既然土地问题老搞不好，有人主张干脆私有化，但这并不能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另外有人主张，干脆国有制。比较现实的做法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通过一些管理和监督，把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执行好。
二是土地的农转非问题。在中国，土地要农转非，就是要改变用途。过去中国城市化进展比较慢，因而问题不突出，而且过去计划时代，要农转非，就要给农民商品粮和工作，农民的权益还有一定的保障；但现在情况变化了，农转非，商品粮没有了，工作也难解决或者不解决，但农民的权益还需要维护。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一系列原则，即：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是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障农民权益；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
但实际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困难较大，因为这涉及很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国务院暂时停止半年农转非，各地大多反对，意见很大。
但资料显示，现在各地土地储备中心仍有2000多万亩，地产商手里40％土地没有用。问题实际在于每批一批土地，政府官员就得到好处，半年停止，就没有好处。
我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地方政府讨论征地的时候，需要考虑法律规定，政府官员是在讨论别人的财产。中国土地被占了这么多，投资强度不断下降，比如：1990年代末，本世纪初，浙江每亩投资强度80万元，现在降到40万元。
每年征了这么多土地，很多农民离开了土地，失去了工作，照此发展下去，隐患很大。
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
这是一个直接影响到农民素质的提高、更影响下一代农民摆脱贫困的问题。相比其他问题，城乡社会发展的矛盾会更加突出。
根据统计资料公布，2002年教育开支全社会开支为5480亿元，其中76.9％用于城市，但1.6亿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主要在农村。
2000年，每年各级财政经费，一个城市的小学生96元，而农村为28元；一个城市初中生享受146元，农村孩子才45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