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些单位和岗位都是所谓的“危险地带”。
5、行政执法人员犯罪屡屡发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大，然而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粗暴执法现象经常发生，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问题也日渐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行政执法人员犯罪案件6件8人，占立案数的14.6%，其中政府工作人员4名，税务人员1名，其他机关人员3名。
6、犯罪持续时间长，次数多，单独犯罪较多。通过分析45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可以看出，多数犯罪持续的时间在1年以上，最长的达到8年；贪污、挪用和受贿也是多数多次进行，达10起20多起；最快的一人在2天的时间里连续作案15起，贪污180余万元人民币。45人中，单独犯罪的34人，占76%，多于结伙犯罪的人数。一人即可完成数额巨大的犯罪活动，隐蔽性较大，难以被发现，证据易于销毁，因而成为一种更多采用的方式。这种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对个人权力监督不力导致犯罪的猖獗。
7、犯罪手段既复杂又简单，有典型性。从所采取的犯罪手段来看，可以说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是指在作案之初，他们就用种种手段掩饰罪行，包括作假帐、开具假发票、借条等，以便在案发时为自己寻找借口，同时也为侦查设置了障碍。简单是指他们的作案手段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如贪污罪行为人主要是采取虚报冒领、销毁收据、收款不入帐等手段，受贿罪行为人多以明借暗要、收受回扣、利用权力索取收受款物等手段，挪用公款罪行为人则多为收入暂不记账给个人使用或者以投资名义挪用。如市石油公司营业员袁某，在石油公司润滑油分公司当营业员期间，多次采取收款不入账的手段，贪污11万元据为己有。
三、原因分析
1、社会大环境中的“腐败污染”，是产生犯罪的外在诱因
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新旧体制的转换、道德意识的危机等因素，使国家工作人员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个体观念的演变等方面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理和心灵考验，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在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以手中的权利作筹码，坠入了职务犯罪的泥潭，中国的腐败状况日益严重。据统计，1993年到1996年3月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地厅级以上干部1600余人，是1986-1989年这4年的13倍。2003年全国各级法院判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分子22986人，相当于过去20年美国根据反腐败法判罪人数总和的1.5倍。从1995年揭露王宝森、陈希同案后，胡长清、成克杰、程维高、李真等一个个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被查处，泰安胡建学案件、厦门海关案、沈阳慕马案件等一个个特大腐败窝案被曝光。多年、多项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人们最痛恨、最厌恶、最关注的社会现象都是腐败。今年两会期间，新华网与《经济参考报》联合推出的“你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投票调查结果显示，“反腐败”以84%的得票率位居普通民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的第一位；人民网举办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您最关注什么”网上调查中，截至3月1日下午，“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也以31600票遥遥领先。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怎么能够避免腐败的污染呢？
可以说，上述腐败分子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研究表明，如果高层政治领导人不能做出表率，而是直接参与腐败行为，或者容忍其亲属的腐败行为，则公共管理部门的官员也很难保持廉洁。犯罪行为如同学习读写和绘画等其他行为一样，也是学来的。由于犯罪模式的联系，潜在的犯罪者通过社会的及心理的交往过程，学习到了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