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昂·登霍夫伯爵夫人谈到：“毫元约束的自由会导致野蛮和犯罪。任何社会都需要一些约束。没有规则、传统和关于行为规范的共识，任何共同体都无法存在。”我要补充一句：没有美德，我们将无法和平共处。在过去，只要有约束力的或者人们觉得有约束力的传统、学说和意识形态尚存，许多人还是能够把它们当作依据的。然而,1914年以前的市民社会传统到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贵族的传统和行为方式对我们的社会早已没有约束力；德国大学的学术传统似乎也因为大众化而走向衰落；马克思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遭到破坏和诽谤；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已宣告终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变得支离破碎，虽然它重新出现于各个社会领域，但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残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蜕变为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现任领导人不再推崇和坚持葛底斯堡纲领所提出的价值；1968年一代人的意识形态只剩下一些残余，他们的大部分故意挑衅性的行为转变为适应性的行为，或者让位于追求前程和舒适的生活的行为；自从人们觉得我们的对外和平不再受到威胁以后，和平运动的意识形态也烟消云散；存在主义的哲学和文学思想早已被人遗忘，“后现代主义”的处境也差不多。
总的说来，与30年前或40年前相比，传统和意识形态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已经削弱。从目前来看，政治家、经营治理人员、医生、记者、教授以及媒体人士显然并没有相互联合起来，达成一种“关于行为规范的共识”（登霍夫〉。因此，无法排除目前尚存的许多规则和习俗进一步减少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找到一种加强社会内部团结、促使尽量多的成员遵守公共行为规则的出路？
汉斯一约亨·福格尔把葛底斯堡纲领的基本价值当做基础，同时信仰基督教精神。他于1997年写道：“我希望众人能够觉醒……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价值和美德，包括一些次要的美德。正是依靠这些美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够在经历了灾难之后……重新走向振兴。”他说得有道理！这些美德根本不是我们在1945年以后的新发明，相反，它们过去隐藏于瓦砾之中，我们只不过是把它们重新挖掘出来罢了。
关于美德的学说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关于美德的学说流行于古罗马时期，此后在欧洲中世纪、尤其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得到发展。从此以后，许多闻名哲学家和学者对此作过论理述。用不着深入了解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不同体系，我们也都知道全部的美德。我们在幼年即从父母的行为和榜样中意识到美德，此后在日常生活中自己也去实践美德，并且往往是在无意识中去这样做的。问题在于，目前，在有些人那里，这种机制往往失灵，原因部分地在于他们没有理自然而然地接受美德，部分地在于他们公开嘲笑美德，或盟者把美德贬低为毫无价值的东西。然而,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行为传统得以重新发扬光大的最佳土壤，便是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的、通过榜样展示出来的美德。
人们心目中许多原则性的东西都值得仔细讨论。譬如，是否应当在学校悬挂耶稣受难像；是否应当以自然方式或人工方式避孕；圣饼是不是基督的肉身，或者是否象征着基督的肉身；上帝的仁慈是否可以成为人证实自身合法性的全部理由；惩罚的意义在于和解还是在于恐吓；窃听他人的电话是否在任何场合都损害人的尊严这一基本价值，或者窃听在某些条件下服务于更高的目的，应当得到答应。　
美德则不然。团结或乐于助人的美德受到普遍欢迎，老实、自律、可靠和胆识以及宽容和坦诚也都是值得追求的美德一一对此无需争论。我们最多只能在出现冲突的具体场合，才能对哪种美德更加重要做出不同的判定。
为了让美德在未来重新成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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