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体制内文化学术团体不要说，其发言人总要以“官”的口吻说话，好象他们是被非凡授权来公布文化世界的真理的，谁也不容置疑、必须加以实行。就是有些民间团体诸如各种学会之类也如法炮制。那里学术的高低、有无权威不由学术本身来确定，而由职务、级别、种种非学术因素来确定。你有职务、有级别才有生产学术的资本；无职务、无级别，就无生产学术的资本，只能接受压抑者的压抑。包括相当一些学术会议的发言与不发言也都照此规则办理。由于权力如此重要，所以一些不甘寂寞的人对学术不感爱好，千方百计挣当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等等。
还有一种趋势不能忽视，就是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尤其青年知识分子不满足于学术圈内的荣誉，当官场的大门向他们打开后，绝大多数人争先恐后地踏上它的台阶。在学术上他们给人造成一种开放、前卫的良好印象，似乎是知识分子话语的代表。然而他们对政治生产场的游戏规则比文化生产场的游戏规则还要精熟，一旦捞到一官半职，便玩得出神入化。在提携者面前，他们是谦虚有为的青年；面对同行，他们是被“理解”精神所照拂的对象。照理说，我们对他们的选择不该有过多的腹诽。社会总得有人治理，有文化的人治理总比没有文化的人治理要好。问题是他们的文化生产与政治生产反差太大。人们希望他们进入仕途后能够把新文化精神带入政治生产场域，使之走向理性和民主。然而从事实上看，这些受过新时期最好教育的一代人最为油滑。你别指望他们会把新文化精神带入政治生产场域，他们会一丝不苟地恪守旧的规则，并且以暖和、不让你恼怒的方法将这些规则贯彻到底，达到那些僵硬的官僚达不到的目的。长篇小说《国画》通过朱怀镜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如此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朱怀镜80年代早期的大学生，受过启蒙主义文化精神的乳哺。但是一旦进入官场之后，他就开始自我异化和被权力异化。表面上他信仰理性、民主、自由，而实际上他始终把丑恶的权力当作思想和行为的轴心。为了向上爬，他把朋友的无价之宝——国画无偿地送给了市长。为了实现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他又消灾灭火把另一个朋友的尖锐新闻稿件扼杀在摇篮之中，使罪大恶极的县委书记逍遥法外、平步青云。在无论权力生产场域还是文化生产场域，他都显得文质彬彬、极有修养，然而行贿受贿、吃黑打黑、声色犬马，他无所不为。在他心目中不要说人类、民族的意识没有，便是人子之义务，他也不作任何承担。他唯一追求的目标就是满足自我对这个物质世界包括女人的充分占有欲。从朱怀镜反观现实中一些红光满面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官员，你会相信：他们是彻底令人绝望的一代。
扫视了知识分子的官场化倾向，我们就会明白90年代的思想文化状况。一个时期里不断有“大师”的呼唤及没有“大师”的困惑。试想在一个极少数人做学问、多数人仰视权力、为权力服务的文化场域里能指望什么思想大师出现呢？中国知识分子要能有大师诞生，除了要争取独立自主的学术机制而外，必须把自己由一个权力的仆从变成一个具有自由意识的批判权力的思想家。尼采、萨特、马尔库塞等等已经成功的地走过了这条道路。
三、文化知识的商贩
文化知识是知识分子的资本，也是知识分子问身于社会的凭籍。由于文化知识能够给人类创造巨大的福利，作为回报，人们给知识分子一定的酬劳。知识分子不是上帝，他要有相应的物质给养才能生存，因而对于他们靠着文化知识而谋生，有点知识眼光，不应有任何异议。但是靠知识谋生只是知识分子存在的第一义，他不带终极性。知识分子对文化知识还有更高的追求。文化知识就其本质性存在来说是为了把人引向高度的文明。这个质的规定性

要求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必须首先走向文明。也就是说他不能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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