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上述表述绝不是出于文化自恋。要熟悉社会机制对知识分子的阻隔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及由此命定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社会英雄”，这并非难事。然而我仍然相信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发展和完善人生上的作用，尤其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正是为了表达如此一份期待，本文对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展开对象性研究。在揭示他们问题的过程中提醒他们如何注重修复和完善自己的人格[1]。法国闻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过，知识分子假如在批判社会的同时不把自己当作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就不会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真理性熟悉，当然也就不会对社会世界有什么作为[2]。一、思想者与社会良心的消隐
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把握住了历史给予他们的表现自身价值的契机，勇敢地充当了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的先锋。尽管挫折和磨难不时降临到他们的头顶，但他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向“左”的革命文化模式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其悲壮性、其崇高的殉道主义精神使整个社会为之动容。在愤懑不平中，人们猛烈地结构那些符号暴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但是在时间之针拨向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却出现了高度的萎缩。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他们对存在的境域问题失语或缺席。许多人从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场域纷纷撤退。发展到极端，人文学者不谈社会，作家艺术家不涉指实现。他们把自己幽闭在精神的象牙塔里，或者小心翼翼地绕过雷区、制作玄学；或者把寓言当外壳，涂抹一些常人猜不透的文字。相当一些人在九十年代初把自己的撤退和逃脱说成是超越，洋洋自得地炫耀他们关注的是形而上而非形而下。为了给自己的卑怯寻找理由，他们还给知识分子作了新的定位，即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学术人，利用畸形的市场机制为自己的文化生产打开了一点销路的人，或者借助些许自由的文化空间而获得一点虚假声名的人，还竭力为这种机制唱赞美诗，似乎现在是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最佳时代，任何牢骚满腹，、怨天尤人都是无病呻吟的表现。一言以蔽之，在叙述领域、在文化生产场中弥漫着庸人气乃至腐朽的僵尸气。
这里我不想和同行们讨论历史的进步与否，因为社会的必然进化会为每一个时代的的存在提供合法化的理由。我也不想说明学术的真正发达需要怎样自由的社会空间作保障，因为凡是有良知的人都会有明确的感受。我只想针对那些“搞纯学术”的观点重温一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及学术价值的社会尺度。这也许是被人讪笑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表述。然而那些历史上伟大的先驱者已经为我们出示了足够的经验范例，即知识分子必须保持对人类事物的高度关怀。可以这样认为，自从人类社会缔结以来，在人文科学中就没有脱离社会的纯学问、纯知识；所以所有进入这个场域里的人，都要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并从那里获得实现资源。学术上的高低不像有些文章装腔作势、故作高深地说些让人不明不白的话，而在于你的言说是否能够启发人去寻找更好的存在方式。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智者总是面对人类社会，非凡是现实世界说话。他们切入问题的具体性往往都达到令人惊奇的程度。这些问题（如性史、麻风病院、学术人）散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是为麻木的人们所不觉。而一经他们的介入，一经他们的考古挖掘，马上便形成对当下统治秩序和传统积习的惊世骇俗的挑战。对现实具体问题的干预并没有使他们肤浅，相反给他们的深刻造成了有力的凭借，使他们成为由此升华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家。萨特的存在主义或许存在着巨大的纰漏，可是他对忽视人的革命哲学的抨击，他为寻求人之自由所做的探索，使他永远刻在人们的记忆中。鲁迅也许像某些诋毁他的人所说的那样没有专门的学问，由对国民弱点的揭发所造成的深刻，使他成为在20世纪里没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