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可以概括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4]。一般说来统治者总是要把其他人当作实现自己意志的奴仆与工具，而畏惧于他们的权力，被统治者多半都安于历史给定的命运。独立知识分子出现的意义就在于他们不相信这个历史宿命，并以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来起诉这个传统社会结构模式的荒谬。他们极力维护自我的尊严、抗拒一切强暴的掠夺和奴役。贝多芬一脚踏破魏玛宫廷的等级制，不给迎面而来的王公贵族让路，反而逼得他们闪在路旁向自己问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贝多芬的脚步：公爵在世上成千上万，而贝多芬只有一个！塞维特斯为争取个人对《圣经》的自由解释权同新教领袖加尔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即使面对火刑的威胁，他也绝不对自己的注释改动一字一句。他的肉体虽然被烧成了胶状物，可他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却战胜了新的独裁者而成为历史的永恒。
进入文化生产场域的每个分子都应当懂得这一游戏规则：牢牢地把守住自我。他不属于任何阶级、集团和个人，只属于自己。假如说他在社会结构中还有身份，那么他应是不偏不倚的人类事物的仲裁者。少数人可能借他的思想财富图谋私立，然而他的本意却是为全人类共有。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人格决定他不去逢迎、巴结、讨好任何权势者。林贤治有言：“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疏远权力的。”假如我们敢于面对权力经常是统治者压迫别人的工具这一事实，你就不会感到林贤治的表达有什么问题，更会同意德国作家亨利希·曼的说法：“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5]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不是没有做过高贵的选择。在80年代的启蒙思潮中他们曾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做精神独立的文化生产者。非凡的在批判官本位的过程中他们高扬了精神文化的巨大价值，明确地为自己的文化人角色作了历史定位。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逆转。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有依附官僚的传统，新的社会结构不但没有改变传承千年的格局，反而强化了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体制，这就决定了他们难有精神上的独立，其文化生产基本上是为政治权力服务。只是因为殷勤效命及十年仍没达到当政者的满足，反而受尽了摧残和凌辱，他们才在社会及文化转型之初对“官本位”进行了声讨。然而骨子里他们并未脱尽奴隶意识，与以往所不同者是他们把自己的奴性驱逐到了无意识区域。9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经济原因，知识分子及其生产开始贬值，权力开始大大升值，这是沉积到意识低层的奴性意识浮到了意识的表面，知

识分子中间滋生了权力拜物教的可鄙现象。因为切身感到文化生产本身不能给生产者带来荣誉、地位、金钱，而领导却能给予，因此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向庸碌无为的官僚调情。为了评职晋级，他们或者不惜缩短身子低眉顺眼地按长官的意志办事；或者努力擦抹原有的思想锋芒，让自己的大脑追随权力话语而转动。一位70年代末通过力主社会主义悲剧而扬名、后来又企图以无意识文艺心理学改造主流文艺思想的所谓理论家就忽然转换了面孔，成为主流话语的生产机器，甚至请回“左”倾时代的棍棒批评，随意打杀精神的异端。他如愿以尝地得到了最高教席，可也把自己的丑陋暴露于天下。
布尔迪厄在他的反思社会学中准确地揭示了学术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同源性[6]。这种同源性决定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双重人格。一方面对于权力上的统治者，他们是被统治者，另一方面在学术体制内他们又可能是文化统治者。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情景。而且由于政治体制对学术体制的严格规定性，我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更为严重。在发达国家知识分子在学术体制内作一个文化统治者是受集体无意识支配的结果，而在我们这里则明显地表现为一种自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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