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对审计意见类型有价格上的反应，深圳市场在对股票定价时，始终没有考虑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
（5）和美国市场相似，深沪股市的盈余反应系数（erc）在时序上也具有不稳定性。笔者认为，在充分和完善的市场上，erc不具有稳定性也许正是会计盈余对投资决策发生影响的一种方式。同时，在分析我国证券市场中erc的稳定性问题时，结合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量可能会更好地理解问题。这是因为深沪股市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市场规模、制度、结构等都处在急剧变化的阶段，很多东西都还没有稳定下来，其中包括股价与会计盈余的关系。
（6）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的截距小于零。作者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假如收益决定偏保守，那么的估计值会大于零；假如收益决定偏冒进，的估计值会小于零。与国际惯例相比较，我国会计制度和准则谨慎不足，往往导致对会计利润的高估；而且上市公司的治理层为满足某些监管条例和局部利益往往通过提前或超额确认收入、推迟或缩减确认费用、通过关联方交易等手段粉饰经营业绩。在这种制度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得到的截距的估计值都为负数。
（7）和国外文献相类似的是，我国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也偏小。所有混合样本回归得到的adj-仅为1.6（时窗为[-15,0]），即使是在分年度的数据中，adj-也最高不超过8.4（时窗为[-15,0]）。
（8）在会计盈余对股价变动的解释力度上，深市一直强于沪市，尤其是1996年报以前。作者认为，除了一些硬变量（如规模、股权结构、行业差异等）以外，深沪股市在制度背

景方面的一些软变量（如投资者素质、运作理念、交易所和上市公司的经营思想等）也是造成两市在上存在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9）对分年度数据的研究表明，报酬率──盈余关系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1996年报期间，模型的回归系数和决定系数都显著地高于其他年度。作者认为，1996年末《人民日报》针对股市非理性的过度投机而发表专题社论是促成我国股市投资理念发生改变的重大事件。
第五章是对第四章的进一步延伸，它探讨了分析师猜测模型下的预期盈余变量在中国市场中对报酬率──盈余模型的影响、事前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对预期盈余计量误差的消减效果，而且在第四章短时窗的基础上将事件窗口拉长到整个年度来重新审阅股价与会计盈余的关系。研究者发现：
（1）分析师的盈余猜测比随机游走模型更准确，而且前者往往会高估公司的未来盈余，后者往往低估公司的未来盈余。
（2）虽然分析师猜测比随机游走模型的猜测更准确，但用分析师猜测得到的未预期盈余并没有能够较随机游走模型得到的未预期盈余提高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的。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作者在模型中使用的分析师猜测不具有市场代表性。
（3）虽然深圳市场对分析师猜测得到的未预期盈余做出了反应（显著异于零），但上海市场没有做出反应。这可能是因为作者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平安证券公司发布的分析师盈利猜测数据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深圳的各证券营业部的缘故。
（4）用事前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加入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可以发现只有以深交所各年度数据为基础的模型通过了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而且模型的adj-也较其他模型有显著提高；上交所的数据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5）当时窗长度从31天拉长为一个年度时，报酬率——盈余模型的回归效果得到显著改善。这再次说明，会计盈余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对股票计价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6）和前面短时窗的结果一致，在分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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