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发展经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弊端
尽管朱元璋的重典治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依托王权与专制制度，严法整治贪官赃吏，只可收一时之效，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明代虽有完备的廉政法制，还有系统的监察制度，但是，推动整个政治体制运作的最高权力（皇权）却不受任何制约。所以，廉政建设往往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腐败的滋生蔓延也就成为必然的事情。清代学者赵翼对宋代惩治赃吏的总结同样适用于明朝。赵冀说：宋太祖的严法治赃吏，到太宗时，“法令犹未弛”，但已出现“骶法(枉法)曲纵”的现象；真宗时，则“比国初已松弛矣！”到了理宗时，“已为具文，而官吏之睃削如故也。”总之，越是到后期，越是不能贯彻反贪立法的基本精神，越是不能惩治贪官污吏，社会也就越黑暗，这就是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通病，无一例外。因此，“重典治吏”可能会在一时起到一定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起初的威慑作用大大削弱，而且随着既得利益阶层的增多，反对者或明
或暗地予以抵制，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正如朱元璋哀叹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可见贪官污吏的普遍性与廉吏的稀少。不仅如此，“重典治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官吏对朝廷离心离德，对重刑诚惶诚恐，大大挫伤了官吏行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表现为士人不愿入仕，影响了选拔官员的质量，正如洪武年间刑部尚书杨靖所说：“今天下有司，乃有累年稽缓者，致使案牍山积，庶务不清。”
从刑法价值评判，“重典治吏”的弊端在于，为了达到惩治腐败的功利目的，盲目使用刑罚，不区分犯罪情节轻重和危害大小都施以重刑，丧失了刑法的公正价值，违反了罪责性相适应的刑法的基本原则，以致陷入重刑主义误区。这样不仅不能达到惩贪治吏的目的，还有可能使初犯与偶犯者无回头之路，逐步滑向犯罪的深渊。
三、“重典治吏”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借鉴意义
以史为鉴，在现代条件下，如何真正做到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强调依法行政，成为廉政建设的首要内容。“重典治吏”不能真正奏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局限性。我们党的十五大做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理解，在于坚持与时俱进，保证党的先进性，保持执政为民的本质。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建立健全制度和机制，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治理和民主监督。进一步发挥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其次，必须在以坚持“罪责性相适应”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惩罚力度，重点打击经济犯罪。我们要总结“重典治史”的历史经脸，加深对腐败现象危害性的熟悉，加重对腐败行为的刑事、经济处罚。以贪污、受贿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它不但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阻碍和破坏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发育，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它还污染了社会风气，败坏了社会道德，腐蚀了干部队伍，破坏了民主法制建设，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有鉴于此，邓小平在提到如何处理干部腐败案件时指出，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