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是令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的一天。
上午九点多钟，我正在生产队的一块坑田里莳早稻，十一岁的儿子突然跑到我面前。这里离家将近两公里，沿着山脚崎岖的小路，还要翻过一个小山坡。儿子的到来，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不由得一沉，正要问他时，儿子却涨红着脸，汗流浃背气喘嘘嘘急促地对我说：“爸，快、快去看，摘帽了。”
儿子的话让我一头雾水，我怔怔地望着他，忙问道：“你说什么，摘什么帽？”
儿子平静了一些，但说的话仍然是语无伦次：“摘帽了，在大队，大红纸写着，爷爷、奶奶、妈妈都去了，摘帽了。”
我还是不明白，心里有点急，问的声音也大了些：“你说清楚点，摘什么帽？”
“地主、地主，我们不是地主了。”儿子说到这里，好像千年的苦水从心中倾泄而出，禁不住呜咽、抽泣了起来，泪水汩汩地往下流。
我终于明白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三步并着两步爬上田塍，把儿子抱起，紧紧地揽在怀里。往事历历在目，更是不堪回首啊。顿时，酸楚、委曲、激动的老泪像泉水一样涌来。我默默无语，脸贴着儿子的脸，俩人的泪水交汇在一起，无声地流淌着、冲刷着、浸泡着。
几分钟后，队长也来了。他一改往日冷若冰霜的脸，冲我尴尬地笑了笑，然后说：“老邱，今天上午放你半天假，去大队看一下吧。”
我站在队长面前，习惯性地低着头，唯唯喏喏，不敢多看他一眼。
“快去啊！”队长走开三十多米，发现我还呆呆地站在那里，大声提醒我。
大队办公的房屋破破烂烂，在一面风吹雨打写满沧桑的泥墙上，贴着七张红纸，上面写着全大队“四类份子”的名单，共有二百一十七人。
我到来的时候，那块七八十平方米的沙石坪上，已有一百多个“四类份子”。在这些人中，有白发苍苍的，有呀呀学语的，有疾病缠身的……然而我发现，每一位“四类份子”看了自己的名字后，不论是拖儿带女，还是扶老携幼，会情不自禁地向红榜跪下，虔诚地嗑头，拜上几拜，久久才起身，此情此景真是感天动地。随后，便同先来的一一打着招呼。他们眼噙泪水，无拘无束，旁若无人，有说有笑或相拥而泣，这情形像庆祝什么节日、像久别的亲朋好友团聚一样，个个昂首挺胸，精神焕发，喜气洋洋，与过去判若两人。
我也毫不犹豫地跪拜了，这是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自觉的、发自内心的，同过去的跪有着本质的区别，感觉也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在那里跪拜，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跪拜。跪，是我们山里人最高的一种礼仪，千百年来，只知道跪天跪地跪祖宗跪父母。今天的跪，也许是同苦难的过去告别，也许是向谁感恩，也许是祈祷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