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人的斋月，工人白天不吃饭，根本干不成活，我联系港口有关人员，找了100多人晚上加班干。他们100多人三班倒，我和另外2位同志负责编号、登记、捆绑车辆。因为怕卸坏了设备，我们一分钟也不敢离开现场。饿了吃点面包，渴了喝点矿泉水，就这样连续干了42个小时才将设备卸完，为按时开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20车货安全运到井场后，我们三个人睡
了整整一天。
也门与苏丹正好相反，也门一年到头很少下雨。搬家时一个山头连着一个山头，要转好几个小时，有时还要经过100多米深的大峡谷。最短的搬迁通常是三四百公里，最长的一次有700多公里。就这样，沙漠连着高山，荒原连着峡谷，道路坎坷漫长。荒原上很少有人烟，走上一两天不见一个，看到人就像看到宝贝一样，心情很激动。有时间我就想，在国内钻机搬迁时，最头痛工农纠纷，在也门真是恨不得多见几个老百姓。
国外施工最令我们担心的是安全问题。苏丹是个穷国，政府军队和当地部落游击队长年打仗。尼罗河南岸是游击区，游击队担心政府军的坦克大炮过河，索性烧毁了上游的一切桥梁和渡船，并且不答应外国公司在游击区开采石油。1999年3月份，我们在苏丹5区钻到1840米井深时，甲方告知反政府军（游击队）将在2天后袭击井场，让我们做好撤离的预备。我们马不停蹄，全体动员，全面布置了撤离前的工作。将钻台制动系统锁死，发动机泵房材料房全部焊死，用推土机推土将营房堵死。当天夜里我对设备的封存工作仍不放心，凌晨3：00想再检查一下现场，一出门有2个人站在院里一动不动。我想谁在这里站着干什么，走近一看，是带班队长李红喜和钻工卓同光同志，还没等我开口，几个人把枪对准了我，将我围住。开始我很紧张。但是作为项目经理，我十分清楚必须妥善处理好眼前发生的一切，必须保证我方人员的安全。于是我用英语给他们打招呼，问他们想干什么，我说我只是乙方，打井也是为你们好，有什么事找甲方，我可以帮助联系，请将我们的人放走。李红喜、卓同光同志趁机脱身。游击队员收走了我身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这样僵持了好久。我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万一打起来必死无疑。于是就说要上厕所，一个小头目迟疑了一下，让两个人拿枪跟着。我刚进厕所就听见甲方保安和游击队交上了火。我知道厕所的墙很薄，一打就透，看看没人，就弯着腰跑回宿舍爬在地板上。经过石油保安的顽强反抗，激战3个小时后游击队撤了，甲方清点人数，保安死2人，游击队死3人，我方人员无一伤亡。第二天，为了免遭报复，我们将设备移交给了保安部队，坐运货的卡车离开井场，撤到了100公里外甲方基地。后来为了恢复生产，同时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要求甲方提供直升飞机，从基地到钻井现场运送我们的工人，但直升飞机也险遭空难。有一次我们生产骨干坐的直升飞机在一片森林上空被游击队击中，驾驶员的腿被打断，飞机失去控制急速下降。我想一定完了！在飞机坠落到离地面大约几十米时，幸亏副驾驶员控制住了飞机，大家才得以死里逃生。此后，我要求甲方飞机必须在现场垂直起飞，并且尽可能飞的高些。有时我不只一次地设想，当时假如游击队的枪忽然走火，假如我没有躲起来，假如飞机撞在地上，我都不可能活着回来。真那样的话，可怎么对得起自己80岁的老母亲，怎么对得起恩爱的妻子，怎么对得起年仅几个月的孩子？！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我和大家约定，回国后谁也不能将这些情况讲出去。
也门的社会治安很差，成年人大多都背着枪，每个人几乎都有包括手枪、机关枪、冲锋枪在内的好几件武器。部落间矛盾和磨擦十分频繁，尤其在晚上，多数时候枪声不断，有些部落为了勒索经常绑架人员。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