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万个村组“干部”，每年需要工资850亿元，农村公共服务和人道性福利照顾开支至少需要500亿元，两项合计1350亿元。按照现行的农民负担政策，我国农民合理负担的总额约800亿元，村级集体企业的收入约500亿元，两项合计约1300亿元。这就是说，农民的负担资金解决农村内部的支出尚有缺口。
温铁军先生指出，我国农村经济总量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5.9%，却要承担近70%的人口和官员的负担，长期这样下去农民怎么受的了呢？
由此看来，按照我们过去所研究的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是给农民的自治权重要，还是给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重要。
现在，很多人认为只要给了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三农”问题就解决了。还有不少人说，没有产权就没有人权。因此，主张进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呼声很高。我很纳闷，我在农村工作了十多年，从来没有感受到农民对土地私有化的强烈要求，除了城市郊区土地私有化可能给农民带来明显的收入增长外，我也看不到土地私有化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和政治权利的现实可能性。
相反，我认为在农民还没有取得完全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村社会民主自治权之前，进行土地产权改革，有可能给农民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灾难。这是因为：第一，现在，农民种田收入甚微，有的地方甚至亏本，农民对土地的感情空前的淡化，农民看到的是土地给他们带来的负担，看不到土地给他们带来多少财富，因而对获取土地完整产权的要求不强烈。第二、1996年以来，农村集体欠下了巨额的债务，并且这些债务的债主大多是乡村干部和地方的狠人，只要国家允许土地私有化，得到土地产权的不是大多数贫困农民，而是债主，农村由此会产生一批大地主，更多的农民会成为无产者。第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富了方丈穷了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权益在产权改革中都的不到保障，何况一盘散沙的农民兄弟呢？
我以为不能照搬西方的产权理论来套解中国的改革实践。西方的国情是--他们有完整的法律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作为产权制度创新的环境条件，而我们中国没有。所以，当前农村最需要建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四、县乡政府是要机构改革，还是要体制重建
我从1983年初就分配到当时的人民公社工作，经历了82年、88年、94年和98年四次全国性的县乡机构改革。我的一个总的印象是机构越改越大，人员越改越多，政府及其部门办事效率越改越低了。
1985年，我在周河乡当书记时，乡里才9个干部，仅有财税所（5人）、派出所（2人）两个部门，那时是计划经济，乡里管的事特别多。2000年我在棋盘乡当书记，乡里有干部90多人，有了17个部门，平均每个部门有十多人。可是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管且能管好的事实在不多。1985年我23岁，其实什么都不懂，可我却能实实在在为农民做事情，和农民相处很融洽，干部很纯洁，也很团结，精神很振奋，农民对干部很满意。我也感到非常轻松。到了90年代后期，我这个“老书记”管的干部多了，为农民做的事却少了，群众不满意，干部队伍内部也矛盾重重，财政危机、债务危机、社会稳定危机日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