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刘邦用张良和萧何，他就是能充分听取下边的意见和放权、平等。因此，我们一定要发挥好董事会的作用、班子的作用，虚心听取下面的意见，决策才能定得准，更重要的是能服众。如果我们一把手提出一个意见或方案，大家不同意、不理解，你非得向下压，越压越糟糕，在国企里面可能还能压成功，在改制企业我估计压不成功，你老这样做，时间长了就把你推翻了。因此，在领导决策上我们一定要注意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的作用，听取大家的意见。
前几天听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讲课，讲到“三商”，很新鲜。“三商”是指“智商”、“情商”、“胆商”， “胆商”我是第一次听说。怎样理解？“智商”高，宜在科技创新、创造上发挥作用；“情商”高，适合搞协调管理；“胆商”高，具体表现在决策上，该出手就出手，敢于拍板。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三商”都得具备，仅“智商”高不行，若“情商”差，听不进大家意见，工作协调就很难；若“胆商”不行，不敢拍板，经常错失良机。因此，我们三个方面都得修炼。
第四，站位高，保稳定。稳定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国际上中等发达以上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都要经历这个特定阶段，经验告诉我们，这个阶段的国民人均产值收入通常是1000美元到3000美元，它是效率和公平相冲突的阶段。这个阶段如果完全处于平均的话，社会就没法进步、没法发展。因此，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时期一过，国家富强了，社会的各种保障、福利都上去了，象胡锦涛总书记说的那样，就可以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国人民。这个阶段许多国家没过去，如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动乱，趴下了。而日本、韩国等跨过来了，国家强大了。从中国目前的发展来看，问题不太大。对企业稳定，我也曾经有过困惑，向集团公司领导汇报，领导要求要从政治高度、大局高度看待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坚持国家稳定，还是计较局部的小团体利益，这是立场问题。现在中国处于这个阶段，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国家，千方百计阻止中国发展，就是寻找中国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来捣乱，目的就是让中国过不了这个坎。
从稳定问题再来认识我们的“协解”问题。全国“协解”的共有5000多万人，我们石油、石化行业与其它行业比较，补偿是相当高的。别的行业的补偿，有的一两万，最多的两三万，有的还拿不到，许多行业对我们有意见。但从国家政治大局考虑，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些领导不能犯糊涂。当然不是说我们对这些事不同情、不关心，怎么关心呢？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他们全力关心、全力帮助。具体怎么做呢？一是帮困扶贫。如小孩上不起学，我们可以资助到大学；有病人、家里有困难或逢年过节，我们去探望并适当给予帮助。局里每一季度的职工义务捐献，也是为了支持他们。二是在地方上申请公益性岗位，继续扩大就业。现在地方政府不管我们，我们模拟政府，申请社会低保资金和“4050”再就业政策来扶持大家，前两年已再就业1100人，今年拟再争取500人以上。同时我们对大家进行再就业培训，现在已经培训了几千人，增强大家的就业能力，向外面开拓市场，等等。除了这些，我们还清退临时工，把“协解”职工用起来，已经安排了3000多人，想办法帮助大家。
当然，从长远来讲，政府一定会管，为什么呢？国家富强了，像发达国家一样，各方面的福利就会好起来。就像农村，过去种田交税，现在不交了，种麦、种粮还给你补助；买农机，南阳补5000元，安徽补13000元，今后农民种地不仅不要钱，还要给补钱。还有计划生育，一个孩子的，一个月给你6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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