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指导下的欧洲国际关系，成为欧洲国家相互联系的纽带。
十字军东征，培养了封建主的黩武性格，封建主的世俗欲望，在经济和军事的扩张中不断膨胀，伴随着他们的强大，基督教国走向分裂和衰落。文艺复兴也借古欧洲人的思想精萃力量冲击曾经囊括四方的基督国度；于是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最终目的，摆脱罗马教皇约束的宗教改革在欧洲广泛开展起来。
宗教的民族化（6）的进程推动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英、法、西班牙的国王们以摧毁封建贵族领主势力为代价，相继建立了中心集权的民族国家，虽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还遥遥无期，但15世纪末的欧洲基本成了一个“由不同国家构成的”世界，而不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基督教国度”。
随着主权民族国家产生，紧接着欧洲面临的是各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的分歧，亚平宁再次成为新欧洲格局的缔造者，一种理性的近代政治秩序逐渐代替崩溃的基督教国来统治欧洲。
（一）主权国家理论的探索和实践；打破中世纪以来的联姻式的“国家家庭”，开创理性的国际关系。
15世纪中期，意大利形成了五个权力中心，北部的米兰，南部的那不勒斯，中部的教皇国、佛罗伦萨、威尼斯域邦，构成五级格局，形成微型多级世界
；阴谋联盟、武装，退出同盟为手段的交往艺术，欧洲各主权国家纷纷效仿，到16世纪中叶，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相互派驻和接纳常驻使节，建立外交档案，众多常驻使节的存在和活动，加强了欧洲各国联系，把近代欧洲结织成一张国际关系网（7）。为维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近代国际法应运而生，如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它们在确认国家主权同时，让各国同样认同国际法地位。
（二）“利益至上“成为主权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永恒原则，外交革命后的国际关系，不再有传统敌人，只有利益。
“我们没有永久有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19世纪中期英国闻名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巴麦尊如此评价国家间关系。这种违反传统结盟，透视出国家利益，在外交史称为外交革命，这也是欧洲理性思想在外交上的体现。
英法七年战争就是这样，这全欧洲性战争，战争的结盟与传统结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奥地利要价太高，英国放弃了传统朋友，转而与普鲁士结盟。普鲁士三面环敌，迫使普鲁士愿意与英妥协，达成同盟。由此奥地利为抵制普鲁士，法国的外交目标是在欧洲孤立英国，当然就要寻找反普同盟，很快与奥地利签订和约，结为同盟，在军事同盟军形成了两个核心。七年英法战争，实质上也是欧洲列强外交冲突的结果（8）。
在欧洲近现代史上，英、法、荷、西班牙的霸权斗争，二战前期英法美的绥靖政策，从本质上讲，都是利益斗争。
（三）在务实外交中，近代欧洲多级世界，均势原则被广泛运用。
从十八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续战争，到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和二十世纪初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无疑都张扬手着均势原则，曾在一定程度上迎得暂时和平安定，但却付出牺牲小国的代价。
以争夺“遗产”为目的的西班牙王位继续战争，战前，亲法力量上升。按“遗嘱”内容，路易十四的孙子可以继续王位，但不能继续法国王位，即西班牙与法国不能合并，假如法国拒绝这条件，就将王位转让给奥地利，以保持欧洲势力均势。路易十四接受了遗嘱，但又违反不能继续法国王位的规定，表明法国有意合并西班牙，法国的强大，造成了英、奥、荷三国不安，结成同盟，同法国战争（9）。
1814－1815年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为达到欧洲的“长久和平”，俄、英、普、奥操纵下召开维也纳会议，经过激烈争吵，作出限制法国，保证欧洲均势，按大国意志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