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为之，能够在事实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够在真假美丑的边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线。所以在存史中出现误差时，两者的态度判若云泥。
在回忆录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合理化的因素，在主观上有自我解脱的需要，在客观上有着时过境迁的记忆误差。从横的方面看，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现场，都是整体过程中的一个断面，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具体事件和个别情节，所以在回忆往事之中还必须具有一种历史整合的能力，否则我们个体记忆的历史印象是支离破碎的。从纵的方面看，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社会的价值体系已经与过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是非评价标准也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这些变化随着我们的生活同步发生，在改变我们头脑中思想观念的同时也往往会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记忆方式，把现在的合理性移植到过去的合理性上，产生一种“合理”的历史遗忘。因此，能否以现在的认识高度，重新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反省事实，也是维护历史真实性，客观记录历史的思想能力。
撰写回忆录，是一项恢复历史记忆的工作，需要对历史负责，不能虚饰，不能挟私。不仅需要有实事求是地审视自己和审视他人的客观态度，还需要借助当时的日记、笔记和文件等原始资料恢复历史的记忆，特别是需要有其他历史当事人的交流、印证和相互补充。例如周海婴回忆说，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曾回答知识界朋友提出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学界立刻有人对此事提出质疑。随后又有黄宗英等人证实确有其事。这种“质疑——询证”的往复过程，其实并不带来难堪，而恰好是还原历史本然的要求，体现了探求真实的科学精神。当然，许多史实或许经过这样的过程仍难求证，但是经过这样的过程人们一定会向真实又靠近一步。可以这样说，人们的个体回忆都是不可避免地有着记忆上的误差，但如果在启发大家共同回忆的群言环境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修正这个误差。
在历史研究中，一向有“孤证不立”的老话，需要旁征博引以求真实。从存史的意义上说，不但需要大人物的回忆录，也需要小人物的回忆录；不但需要正面人物的回忆录，也需要反面人物的回忆录。从存史的价值上说，既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事废人。无论是出于自我标榜的需要，还是出于自我辩解的需要，其主观动机如何，并无大碍。有公心固然好，存私心也可以，都可以将自己经历的历史写出来。只要能够公之于众，公众自会有鉴别能力。史学一途，本是公器。各种类型的回忆录越多，对校正历史记忆所起的作用越大，越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存史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的回忆都是客观、公正和准确的。实际上人们记忆上有意无意的疏漏、讹误，是回忆录中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只要大家都能参与到存史过程中去，个体记忆上的错讹就会最大可能地得到矫正。
对复原历史的活动而言，不怕众说纷纭的嘈杂，只怕“舆论一律”的孤鸣；不怕百家争鸣的质疑，就怕鸦雀无声的寂静；不怕百花齐放的繁芜，就怕一花独放的单调；不怕当事人的回忆出错，就怕连出错的回忆录都没有了。历史的经历者，特别是经历过一些重大历史现场中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和知情人，无论是为了对自己有所交代，还是为了对世人、对后人有所交代，都不应带走一段历史，而应有更为积极的存史态度。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对回忆录的撰写态度上，有些历史当事人并不太积极，甚至多有顾忌。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怕揭伤疤。已经愈合的伤疤不愿再触动，痛苦的往事不堪再回首，承担不了回忆过去的沉重，只想静静地安度晚年；一种是怕影响不好。事情已经过去了，再翻出“旧账”会刺激一些当事人，担心会产生不好影响，不如安于现状。
在当代人要写当代史的问题上，笔者非常赞赏阎长贵先生的态度。阎先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