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演讲---我生命中的五四
五四是中国的一个超级民族节日。她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像这样意义的节日在我国历史上可能是很少的，或者说是唯一的。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那一年，我十七岁（按照中国旧历虚岁的算法），是一个已经略知一些世事的青年了；在知识上，也开始有了一些积累。我在七岁左右的时候进私塾读书。那时还是晚清，家乡四周没有现在所说的学校，大城市有了，但我们乡下还没有，所以只能入这种旧式学堂。这是一家客家人创办的私塾，老师也是从邻县请来的一位讲客家话的生员。因为据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宗是讲客家话的，我父亲大概是为了让我不忘祖先的缘故，就让我读讲客家话的书。我先学了《三字经》、《论语》，后来似乎又学了《幼学琼林》之类专讲骈偶对句的开蒙书，我都是一本一本地跟着学下去的。但老师教书的时候，只教诵读，不讲意思，不注重儿童心理，所以我那时对读书并不感爱好，学习态度是被动的。有时老师还打人，连像我这样很老实的学生也被恫吓过，结果弄得我对读书的事，心里很怕。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1912年，我们那个镇子破天荒地开办了第一所完全小学，当时叫\两级小学\，实行初小与高小双部学制。它看上去挺新，实际上还是半新半旧的。学校里并没有新式的教学设备，原创：cnwmz.com师资也还是原来的生员班底，不过是受过短期的师范培训，比如读了几个月、半年的师范专科，就又取得了新的教书资格。在功课上，开设了国文、算术、格致、体操、图画等。在作文练习上，起初做一些简单的题目，如《读书论》；稍后做史论文章，较为复杂一点了，像谈汉高祖治世的《刘（邦）项（羽）优劣论》等；策论没做过。到了高小时，老师又增加了经史典籍方面的功课，如读《左传》、《纲鉴发凡》等，让学生懂得了一些知古鉴今的道理。除此而外，虽然不是开课，但在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当中，还兴起一股风气，就是作旧诗，我也被卷了进去，并且很感爱好。我后来一辈子写诗兼搞诗学算是在这时启蒙了。当时读的书有《唐诗三百首》和《随园诗话》等。这些书，在今天看，也是好书。这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小学教育。那时我也读了一些文言小说，像有一部叫《余之妻》，当时很有名，作者叫徐枕亚，是礼拜六派的作家。至于白话小说，那时还见不到。总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陈旧的、半新半旧的教育制度下度过的。
五四运动，像一声惊雷，把我们从沉梦中唤醒。她使我们这些本来不大懂得国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上街游行、讲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货，到神庙前的戏台上表演宣传爱国精神的活报剧……这些活动的想法和内容都是很单纯的，但这一来，却使我对国家社会有了一种实体的感受。过去，我在学校里做《爱国论》，都是空的；到了这时，有了自己的实践，就把原来抽象的东西，变成了实在的信念。这种初步的社会实践，还成为我后来进一步为国家社会做工作的萌芽、基础。
五四运动对我更大的启导作用是在学艺方面。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两年，即1917年，新文学运动已经在知识界开始了，但五四运动的巨大力量却把它在全社会范围内带动起来，并把它的革命影响扩大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气氛下，它这只文学之舟，成了一艘驶向纵深的历史海洋的\母舰\，承载了许多新学术的运送使命。它们后来又同它脱离开来，成了其他的现代新学科。在这些现代学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后来所终生从事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
我接触新文学运动是在1921年前后，即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两年。当时国内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