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义是指语句有两歧或多歧意义，可同时形成两种或多种可能解释的一种语言现象。比如，“我们要学习文件”这句话，就有三种理解：一是我们打算学习一下文件；一是我们索要供学习的文件；一是我们应当学习一下文件。
对于自然语言而言，歧义本是一种正常现象，难以简单地说好与不好，更不能一概视为语病，全面禁绝。在一些文体中歧义甚至被作者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如在相声作品中，歧义就常被用来制造包袱。一些日常口语交际、书面交际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修辞格，如“双关”之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在积极地应用“歧义”。但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歧义现象确实有害。这在主要用于事务处理的应用文体中，特别是公文中，其危害的程度尤深。
公文的语言是一种非常讲究精确性的语言，因为公文的使用目的就是要使对方接受作者的影响，而且是对对方行为的强制性影响。要使这种影响有效，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使意思的表达高度精确，每一个词，特别是每一个句子必须保持意思的唯一性，以避免对方“见仁见智”，按各自的理解而不是作者的意图去行事。从这样的意义上，歧义对公文当然就是百分百地有害。能对这一点提供证明的实际例证举不胜举。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战败局面早定的日本之所以挨了两颗原子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之一，就与日本政府针对“波茨坦公告”发表的声明中存在歧义有一定关联。日本政府称自己对“公告”的态度是“默殺”。 “默殺”这个词在日语中是多解的，可以理解为“不予理睬”，也可以理解为“暂不作评论”，声明没有对此作出限定。如此，美国自然可以作第一种理解，也当然可以用“任何战争手段”，包括用原子弹了结战争。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公文中的歧义，同样不断给人们带来麻烦，诸如在保险合同中将保险范围写作：“包括家用电器、床具、卧具等各种生活资料”；在政策规范中将惩戒规定写作：“我们要严厉打击少数犯罪分子”等带歧义的表述，就经常把公文作者“等”到被动局面中，甚至“等”到自己的利益白白遭受损失的境地；经常使公文作者的真实意图令人费解，甚至使作者尴尬地被认作“只打击少数，对多数则……”。
歧义对公文是有害的，是撰写者所不需要但又往往在无意之中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公文中的歧义呢？笔者认为，克服歧义的方法并不复杂，有针对性地对句子成份予以调整，创造必要的语言环境等做法都十分有效，困难的和起关键作用的是要能发现歧义的存在。为此，我们必须了解歧义的发生规律，对歧义保持警惕。
一般情况下，当公文中出现选词不当，词序失当，滥用省略，错用数量词，语句中有词性不明的成份，语句成份间的语法关系不明，语调附加的语义不能被准确读出，忽略对含义不确定的词、词组的有效限定修饰，错用标点符号，滥用修辞格等现象时，都会形成歧义。
（一）选词不当，造成对概念的歧解，引起歧义。
与歧义出现有关的选词不当，主要表现为滥用方言词、口语词和土俗俚语，使用不规范的简称，误用褒贬词语等。
我国的当代公文在文体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现代汉语的书面形式（即白话文）作为标准的符号系统，除极特殊情况外，禁绝使用未列入普通话规范的方言词、口语词和通俗俚语。如果我们在撰写公文时不懂得，或者不尊重这一规律，滥用这些词语，就经常因此而使公文出现歧义。因为这些词语不仅应用范围窄，词义不为多数人所理解，而且往往与普通话中的规范词形同义异。如长沙话中的“蚊子”还兼指“苍蝇”在内；吴、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中的“脚”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腿”；口语词中的“咬耳朵